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

□ 曾梦晴 李明锡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工作在基层，活力源泉、创新实践、深厚根基同样也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与战略部署，为数字技术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为基层治理改革创新提供了机遇。要积极探索以数字技术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制度创新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让数字红利惠及全体群众，为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

构建智慧平台，汇聚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将平台建设作为基础工程来抓，着力破解数据碎片化、应用条块化、业务割裂化等瓶颈，打通信息脉络。坚持统筹规划，破除数据壁垒。树立“一盘棋”理念，制定数据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交换、共享、开放、安全等各环节技术规范。构建数据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各级基础数据平台整合对接，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平台架构。深化共享交换，促进互联互通。打通数据流转“大动脉”，建设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作为各级各部门数据汇集、请求、分发的枢纽，并建立以应用场景为导向的数据需求牵引机制和以数据供给为基础的能力输出机制，推动数据在风险防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按需共享。加强平台赋能，实现一网统管。推动平台从“建起来”向“用得好”升级，集成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协同处置、决策支持等功能模块，打造面向基层治理的一体化综合应用系统，提升联动指挥效能。

强化数据驱动，提升基层决策科学水平。数据驱动的本质在于让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使治理决策从经验主导转向数据支撑、从模糊判断转向精准施策。一是健全采集体系。明确数据采集目录，规范数据采集流程，并综合运用传感设备、移动终端、政务系统、社会渠道等方式拓展数据采集渠道。建立数据动态更新机制，特别是针对人口、法人、房屋等高频变动数据，实现实时或准实时更新，确保数据“底数清、情况明”。二是挖掘数据价值。让数据真正“活起来”“用起来”，关键在于提升数据分析能力。应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开发面向基层治理的算法模型，挖掘社情民意、经济运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变化规律，常态化开展分析研判，辅助基层管理者快速掌握全局、精准定位问题。三是支撑精准施策。建立基于数据的绩效评估机制，将数据分析嵌入政策制定、规划编制、资源配置、效果评估等领域。同时，强化数据在协同调度中的作用发挥，利用数据模型开展态势推演、资源优化和方案模拟，提升基层应急处突能力。

聚焦便民惠民，拓展数字服务应用场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需求导向，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公共服务模式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让政务服务触手可及。优化政务服务事项流程，发展移动政务服务，优化政务APP、小程序等功能，推进更多事项全程网办、跨域通办，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办事成本。让公共服务精准直达。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用户画像，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智能精准推送各类政策信息与服务资源。探索“AI+服务”模式，开发智能机器人、虚拟助手等，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导办、政策咨询和问题解答等服务。让智慧生活普惠全民。聚焦医疗卫生、社区养老、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发智慧健康监测、远程医疗咨询、智慧养老监护、社保待遇资格静默认证等典型应用场景。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提供数字图书馆、在线教育平台、法律咨询等多元化服务，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推动多元协同，构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不仅是技术手段层面的现代化，更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要畅通参与渠道。拓展民主参与形式，建好用好线上民意征集平台，丰富民主协商小程序等线上议事协商形式，完善线上监督评价机制，畅通群众对基层治理工作的监督反馈渠道，使基层治理更能体现民意、汇聚民智。要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好数字平台的资源链接能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例如，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志愿服务对接平台，在数字平台设置需求发布、人员招募、时长记录等功能，推进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制度化；引导优秀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智慧社区、数字乡村建设等领域，提升基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要完善协同机制。建立健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联动处置机制，实现对风险隐患及时发现、快速上报、精准派单、协同处置、反馈评价的闭环管理。加强数字党建平台建设，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作者分别为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5YJA710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