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顾敏 倪方方
当一个人突然重病、陷入昏迷，身边却没有亲人时，谁来替他/她签下那张关乎生死的手术同意书？若最终不幸离世，又由谁为他/她料理身后事？前不久，“上海一独居女士离世”的消息登上热搜。由于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蒋女士在昏迷后，就医、遗产处置等一系列现实难题接踵而至，也让“意定监护”这一并不为公众熟知的制度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承担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这条看似冷静克制的法条，实则饱含温度。它赋予个体在清醒时为自己“失能时刻”做主的权利，将人生后半程的尊严与安全，托付给本人属意的监护人。
从无人可托，到有人可托
年过六旬的肖老伯是无锡市梁溪区黄巷街道的一名特困人员，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每月依靠1700多元的救助金和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度日。今年夏天，在社区工作人员例行走访时，他说出了压在心头多年的话：“年纪越来越大了，总要想身后事的。万一生病要做手术，谁来给我签字？后事又该怎么操办？”
肖老伯的困境并非个例。在老龄化加速、家庭结构深刻变化的今天，越来越多人面临“无人可托”的现实窘境——孤寡老人、失独父母、丁克夫妻、子女远居海外者……传统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法定监护体系，已经难以覆盖日益多元的现实需求。
幸运的是，民法典确立的意定监护，为这类需求提供了出口：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在清醒时自主选定未来的监护人。
各地也在探索推动制度落地。今年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明确可担任监护人的主体范围，并引入“监督人”机制。无锡市梁溪区于今年8月出台《特困人员监护人确定的工作指引（试行）》，首次将意定监护应用于特困群体，配套操作流程与协议范本。
有了政策支撑，社区开始为肖老伯寻找合适人选。他有个哥哥，但年事已高，于是常来往的侄子被纳入视野。然而，双方各有顾虑：老人怕添麻烦，侄子则担心担不起“养老送终”的责任。“我们反复解释，确定监护人不等于社区撒手不管。”黄巷街道社会事业办公室工作人员陶叶丹记得，经过多次沟通，叔侄才放下心来。
协议签订当天，医生首先为肖老伯的行为能力进行检查，确认其具备理解协议且能自主决定的能力。随后，在区民政局、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及律师的共同见证下，肖老伯与侄子签署了意定监护协议。协议中写明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将来在肖老伯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由侄子担任肖老伯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为其处理突发紧急情况。
这份协议不仅解了肖老伯的后顾之忧，更成了社区里的“活广告”。黄巷街道共有31名特困人员，消息传开后，已有5位老人主动前来咨询意定监护事宜。11月10日，另一位特困老人许老太与亲戚签署了意定监护协议。
类似场景也在南京出现。记者在南京公证处见到50多岁的陈琳（化名），前来办理意定监护及提存公证。3个多小时里，她在公证员指导下完成录像、陈述、逐条确认并签字。面对采访请求，她始终低头婉拒。
对此，南京公证处家事中心负责人张媛并不意外：“办理意定监护的人，多半不愿公开讲自己的事。”每年，该公证处办理50多件意定监护公证，当事人以孤寡、失独老人为主，也包括多子女家庭中指定某一子女，或再婚老人指定继子女的情形。他们的诉求高度一致：希望在意识模糊、无法表达意愿时，仍有人能为自己“托底”。
这种“托底”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照管，如代为选择居所、安排护理方式；医疗照管，如办理入出院手续、签署手术同意书；财产照管，如保管房产证、银行卡，支付医疗费与生活开支；甚至权利照管，如代为申请社会福利、参与诉讼。“大多数人会把这四项都写进公证书。”张媛强调，前提是委托人头脑清醒、意思真实、双方自愿。为此，公证员通常会反复确认至少两遍。
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红君长期深耕该领域。她发现，早在2008年，类似需求就已出现，但因制度缺位，只能通过遗赠扶养协议等变通方式解决。意定监护制度写入法律后，服务才走向规范。如今，她的客户画像呈现鲜明特征：一是“老年人+残疾下一代”家庭，70岁左右老人想为智力或精神残疾的子女铺路；二是同性伴侣，因无法结婚，意定监护成为彼此托付医疗、财产决策的唯一合法路径；此外，丁克、失独、子女定居海外的老人，以及有资产但身体残疾的中青年人，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
制度初衷是好，落地实施仍难
需求很多，痛点也多。南京公证处每年办理的遗嘱公证约3000件，意定监护相比之下还很少。“除了大众认知对意定监护的理解还处于浅层次外，还有一个现实痛点是当事人找不到‘所托之人’。”张媛坦言。
年过八旬的张老夫妇就是典型。他们唯一的儿子失联多年，老两口思虑再三，决定将信任托付给相识已久的水果店老板李欢（化名）。两家是多年邻里，关系融洽，李欢起初也愿意担任监护人。但当听说要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协议、明确权责边界时，他退缩了。“白纸黑字一签，责任就实打实了，很多人怕担不起。”张媛说。
张媛最近还接到一个诉求：徐卫（化名）因事故成为植物人，长期住养老院。年迈的母亲无力监管其300万元财产，只得将资金提存至公证处，按月支付护理费用。可即便如此，她仍找不到愿意担任意定监护人的熟人。“她联系过儿子远在外地的发小，对方还在犹豫。”张媛说。
没有任何亲属，也没有可托付熟人的孤寡老人，常常会将目光落到社区。但现实中，社区往往“不愿出面做公证”。“怕担责，吃力不讨好。”张媛直言，尽管社区工作者日常会对辖区孤寡老人多加照看，但一旦涉及法律意义上的监护职责，尤其是涉及财产管理，多数社区选择回避。除非万不得已，且实在找不到任何亲属，社区才可能介入，而真正完成意定监护公证的案例“凤毛麟角”。
记者看到，南京公证处家事中心的大厅海报栏上，摆放着一沓沓的意定监护公证、特殊需求家庭公证服务宣传页。这几年，南京公证处综合业务部负责人李雯频繁走进养老院、社区开展普法讲座，试图推动这项“预防性制度”被更多人了解。“但社会认知和实际落地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说，多数家庭不到“火烧眉毛”，不会考虑意定监护，“这是个敏感话题，步子不能大。”
而那些终于下定决心规划未来的家庭，往往已兜兜转转、屡屡受骗。马红君曾接手一位七旬退休女工的案子：儿子40岁，患有精神残疾。目睹类似家庭父母离世后孩子被送入条件简陋的精神病院，她决心为儿子铺好后路。但在找到专业律师前，她已被误导签署了一份“财产归国家”的无效遗嘱，还差点被某养老院以“代持协议”骗走唯一住房。最终，在律师协助下，她将存款提存至公证处，委托社区承担她失能后的生活照料与医疗决策职责，不接触资金。历经一年多协调，社区终于同意作为监护人，完成意定监护公证。
这些现实的案例，折射出意定监护落地的重重障碍：监护人难找、社区履职能力不足、财产处置障碍、政策配套缺失。各方都有顾虑：亲属担心卷入财产纠纷；社区觉得“接人可以，接钱不行”；不动产登记部门对监护人处置房产常要求额外授权；全国尚无统一的民政配套细则，各地操作标准不一，导致“协议签了却办不了事”。
谁来监督“意定监护人”，这也是一个问题。目前，部分当事人会在协议中指定第三方作为监督人，负责在监护启动后对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进行审查。但作为一项预防性制度，一旦风险发生，公证机构的事后救济手段十分有限。“多数纠纷最终还得诉诸法院。”李雯说。
在不确定的未来，留下确定的尊严
随着意定监护制度逐步落地，一批“意定监护人”已正式上岗履职。与此同时，这项充满人文关怀的制度也正面临现实世界的复杂考验：如何平衡法律效力与亲情伦理？如何防范权利被滥用？又如何让一纸协议真正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可靠保障？各方正在实践中摸索答案。
黄老太和老伴的故事，成为这一制度温情落地的缩影。两位老人无儿无女，黄老太80岁那年因病住院，幸得相识多年的小李夫妇悉心照料。出院后，他们开始担忧：“下次再倒下，谁来替我们签字？”听说意定监护制度后，黄老太主动提出请小李夫妇担任监护人。对方起初犹豫，老人便提议：“不如先搬来同住试试？”一年朝夕相处，彼此信任日益深厚。老两口甚至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将一套房产卖给小李夫妇，并依法设立居住权，确保自己“卖房不离家”。
2021年，双方在公证处签署《意定监护协议》和《授权委托书》，明确医疗、财产、生活等事项的代理权限。今年初，黄老太突发重病、意识模糊，小李随即向梁溪区人民法院申请认定其无民事行为能力，并请求指定自己为监护人。
该案从立案到裁定，全程仅用一个半月。法院审查认为，该协议经公证，系黄老太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约定条件已成就，依法应予支持。小李夫妇此前长期共同居住、实际照料的行为，以及社区出具的日常帮扶记录，均印证了其履行监护职责的能力与意愿。
“法律不仅保护血脉相连的亲情，也同样珍视和守护这份在岁月中沉淀、以真心换真心的‘拟制亲情’。”该案承办法官张雯认为，该案的核心价值在于，最大程度尊重个体在清醒时的自主选择，而非机械套用法定监护顺序。“尤其对于孤寡、失独等特殊群体，意定监护往往是维系尊严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如果一个案件同时存在法定监护与意定监护，应当优先保障哪一方？“这个问题的确不容回避。”张雯认为，审理中应重点审查三个方面：一是意定监护协议是否真实、自愿、有效；二是被监护人在签订协议时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三是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下，是否应优先尊重其本人意愿。“不能以法定监护之名，架空意定监护的效力。”张雯强调，民法典确立意定监护的初衷，正是为了赋予成年人对自身未来的决定权。
在马红君看来，意定监护的价值，恰恰在于填补“失能后至去世前”这段漫长而脆弱的权益真空期。但即便是手握资源的富裕家庭，也常陷入认识误区：过度聚焦财产安排，比如采用家族信托，却忽视了更为根本的“关系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家庭支持系统正因结构变迁而弱化，而意定监护制度为个体提供了“托付信任”的合法通道。
当然，意定监护的落地，不仅需要法律赋权，更需要社区、民政、金融、司法等多方协同。李雯建议，推动意定监护与提存公证、生前预嘱、居住权登记等机制联动使用，形成可操作的“法律工具包”。例如，将养老金、卖房款等资金提存至公证处，按月定向支付医疗与生活费用，从源头上避免监护人直接经手大额资产，降低道德风险。
马红君则进一步提出引入“监察人”机制，借鉴信托制度，由委托人指定律师、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作为第三方监督者，对重大医疗决策、财产处分等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形成权力制衡。她也呼吁尽快出台省级乃至全国统一的实施细则，明确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医疗机构等单位在意定监护生效后的配合义务，解决“协议签了却办不了事”的现实梗阻。
张雯提醒公众，意定监护协议虽具有法律效力，但本质仍是民事合同，必须建立在平等、自愿、诚信基础上。签订时应尽可能通过公证、录音录像、无利害关系人见证等方式固定证据；协议内容需具体明确，尤其要细化财产管理权限、医疗决策范围及监督机制。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老龄化、空巢化趋势加剧，意定监护的需求将从“边缘关切”走向“大众刚需”，这项制度也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