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娴 实习生 任馨怡
近日，“中山别有皇华颂——南京图书馆藏琉球相关古籍文献选展”在南京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梳理并展出了南图收藏的30多部琉球相关古籍，从明朝洪武年间琉球学子远渡重洋，踏入南京国子监求学，到一批江苏使臣笔下的琉球风物志，再到有识之士对日本野心的预警……这些泛黄的纸页，不仅记录了朝贡的礼仪、使节的行程、贸易的清单，更铭刻着文化的交融、士人的忧思，以及中国与琉球国之间延续五百年超越山海的情谊。
南京国子监里的山海情缘
在南京成贤街的寻常巷陌深处，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交流历史——这里是明代南京国子监（亦称“南雍”）旧址。据明人黄佐所著《南雍志》记载，自明洪武年间起，琉球国王世子及陪臣子弟便远渡重洋，在此求学。
“书中关于琉球的记载有40多处，其中大多数是明朝皇帝和政府颁赐给这些留学生钞锭银钱、衣衾鞋袜、布帛绢丝的记录。朝廷将他们与四川、云南等地的官生平等视之，有时还会格外关切。”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李猛元向记者介绍道，“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刻本《南雍志》里有一则有趣的记载：冬天生火取暖，北京国子监每个监生每日配给木柴两斤，而南京国子监本无此例。但对于琉球留学生，朝廷特批每日供应五斤木头与两斤炭。”李猛元指出，这看似细微的物资调配，背后正是明朝对琉球“怀柔远人”的外交理念，以及两国间稳固可靠的宗藩关系。
明朝对琉球留学生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关照首批入学琉球生的起居，备齐四季衣物并发放生活费；明成祖朱棣亦明确表示：“远方之人慕义而来，当使衣食充足，方能专心向学。”永乐年间，朝廷还曾为前来就读的琉球王子在国子监前修建专门的“书房”，规格远超普通号舍。其余琉球学子则集中居住于监内专设、环境清幽的“光哲堂”。李猛元分析，这一安排，不仅体现了生活上的优待，更彰显了明朝将琉球置于宗藩体系内予以特殊尊重的政治与文化姿态。
在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沁兰看来，从朱元璋“待读书知理，即遣归国”的诏谕可知，明初允许琉球派遣官生入南京国子监读书，主要目的在于发展与已纳入东亚宗藩体系的琉球的友好关系。据统计，明代从洪武至万历年间，先后有17批共54名琉球学子在南京国子监求学。其中嘉靖五年（1526）和十七年（1538）2批共8人，在太学中深造长达7年之久。相较于同期与明朝关系时有起伏的日本、高丽等国，琉球因其恪守藩礼、恭顺友好，获得了更为持续和稳定的教育优待。
这份跨越海洋的“监生情谊”并未因朝代更替而中断。清代延续接收琉球官生，且制度更为完备。《纪琉球入太学始末》一文，翔实记录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琉球国王尚贞请循明制、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这一标志性事件。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士禛稽考文献，确认旧例后奏准其请。清代不仅为琉球官生设立了专门学馆，还配备了专属教习，将这一培养藩国人才的制度进一步完善。
“在华接受教育的琉球留学生学成后归国报效，官居要职者亦不在少数，或办理入贡、辅佐政事，或传授汉学、兴办教育，或推广技术、发展经济。”福建师范大学中琉关系研究所教授谢必震指出，在琉球从“商贾不通”“俗无文字”之国一跃成为“万国津梁”“守礼之邦”的历史进程中，这些留学生贡献卓著。他们不仅巩固了中琉宗藩关系，也深化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民间友谊，并对东亚诸国间的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福建师范大学首创“琉球学”学科，该校1995年成立的中琉关系研究所，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中琉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
江苏人推动中琉深化交往
从明至清，中国与琉球的交往不断深化，一批江苏籍人士始终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他们的学术著作、外交实践与文化传播，不仅记录了中琉关系的进程，更在海洋研究、跨文化交流等领域留下深远影响。
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郑开阳杂著》，系明代昆山学者郑若曾所著，书中专设《琉球图说》一卷，系统梳理了中国与琉球早期交往史，涵盖琉球世系、山川里程、风俗物产及航海针路等内容。其研究标志中国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学者目光从内陆延伸至海洋，开创了系统性研究琉球的先河。
清康熙年间，扬州人汪楫以册封使身份出使琉球，成为江苏人士直接参与中琉官方往来的重要代表。他在琉球期间深入考察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与地理，归国后撰成《使琉球杂录》《中山沿革志》《册封疏钞》等多部著作。其中，《使琉球杂录》详细记载了使团筹备、渡海历程、典礼仪式及琉球社会全貌；《中山沿革志》则为国人首部系统梳理琉球王室世系的专书；《册封疏钞》则完整保存了册封过程中的官方文书与行政流程。汪楫不仅更新了册封礼仪，更推动儒学在琉球传播，其著作成为后世研究中琉关系的关键文献。
康熙五十七年(1718)，徐葆光被任命为册封使，次年出使琉球。他在琉球停留了八个月，其间对琉球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考察、记录，归国后撰成《中山传信录》。该书全面记述了中琉海路交通、册封礼仪、琉球世系、政制风俗与语言文字，并附有首幅基于科学测绘的琉球地图，由随行测量官运用西洋技术绘制而成。该书刊行后影响广泛，屡经翻刻，并东传日本、西渐欧洲，成为国际了解琉球的重要参考。在《中山传信录》卷一所载的《针路图》中，徐葆光详细记载了从福州出发东行，途经台湾鸡笼山、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驶向琉球姑米山，再从姑米山、马齿山穿过，抵达琉球那霸港的航程。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方宝川指出，明清时期涉及琉球的古籍中，除历史、地理、政书类典籍及诗文集、杂著外，册封使所著“使录”类文献具有特殊价值。这些著述均为作者亲身经历与见闻，内容涵盖使团规模、出使过程、在琉活动，以及琉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时人了解琉球概况与研究双边关系提供了翔实而珍贵的史料。
中琉交流亦逐渐由官方扩展至民间，常熟名医曹存心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清道光年间，琉球御医吕凤仪两度来华，向曹存心请业问难，形成《琉球百问》，记载师徒间百余则医学问答，成为中医海外传播的珍贵记录。清中期以后，药材贸易在中琉往来中地位日益显著，进一步促进了中医在琉球的传播。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郝翠琴认为，曹存心与吕凤仪这种以师徒关系为纽带、以解决实际医学问题为导向的知识传递，超越了官方礼仪的框架，体现了文化交往的深度。
有识之士横跨三百年的警醒录
日本对琉球的领土野心，从明至清始终如暗潮涌动，从未停息。在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屡屡洞察其谋、执笔疾呼，留下了一连串发人深省的记录与抗争，其轨迹跨越了三百年时空。
早在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时任内阁首辅叶向高便在一份题为《琉球入贡揭》的公文奏报中，发出了对日本野心的明确预警。这份文件是叶向高为催促皇帝及时处理福建地方关于发遣琉球使团的奏请而写。
“‘揭’是明代内阁大臣向皇帝呈递的专有文书形式。从这份文件看，叶向高当时已敏锐指出，日本‘欲假此为窥伺中国之谋，心甚叵测’。”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赵彦梅向记者介绍，叶向高的判断基于对两个关键迹象的观察：他发现琉球派遣来的朝贡使团中，“半系倭人”，即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是日本人；所携带的贡品“亦系倭物”，很多是日本出产的货物。“可惜，在万历朝‘百事迟延，奏请不报’的大背景下，这份重要预警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赵彦梅说。
历史的演进印证了先贤的忧虑。1879年，日本悍然“废琉置县”，正式吞并琉球。这一事件激起了清末维新思想家王韬的强烈义愤。
在南京图书馆藏清光绪九年（1883）王韬香港铅印本《弢园文录外编》中，王韬收录了《琉球朝贡考》《琉球向归日本辨》《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琉事不足辨》等一系列时论文章，对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进行了系统批驳。
其中，《琉球朝贡考》于1873年率先在香港《华字日报》发表，后由《申报》转载。该文通过详考中琉交往历史，直接批驳日本“私琉球为己有”的行径。而《琉球向归日本辨》则更具论战色彩，历数日本所谓“琉球属日”理由的“八大可笑之处”，指出其说辞强词夺理、毫无确据。
策展人、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王启星告诉记者，几乎在同一时期，驻日外交人员也投身于这场事关主权与正义的论辩。清朝驻日使馆官员姚文栋于1883年编译刊行了《琉球地理志》，这是近代国人最早的汉译日本书籍之一。“姚文栋将琉球问题列为当时外交关键，特意编译此书供使馆人员阅读，旨在知己知彼。尤为重要的是，姚文栋在编译之余亲撰眉批，直接驳斥日方谬论。例如，针对日方所谓琉球因学习日本制度而属日的说法，他批注道：‘日本旧时悉效唐制，今时悉效西制，然未尝因此为吾与西洋之属邦也，何独文致琉球乎？’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其逻辑的荒谬。”
从明朝首辅叶向高的官方预警，到清末王韬的公开论战，再到外交官姚文栋的实地批驳，这些横跨三个世纪的文字，共同构成了中国士人对琉球主权问题的清醒认知与持续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