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一新
菜市场最东头的拐角，有个不大起眼的蔬菜摊子。摊主是位矮矮胖胖的妇人，四十岁上下，皮肤黝黑，站在水灵灵的青菜、红彤彤的番茄、紫得发亮的茄子中间，像一截沉稳的木头。最扎眼的是她那一头短发，短得近乎男孩子的板寸，硬茬茬地立在头上。
她的菜卖得实惠，也新鲜，去得晚了，常常只能看见她利落地收拾空筐的背影。那时，我才发觉她的步子有些深一脚浅一脚，身形随着步伐轻轻摇晃。常来的主顾都晓得她，喜欢她称菜时秤杆翘得高高的，或是算钱时抹去零头的爽快。
后来，我接到一个任务，市残联要写一本关于残疾人创业的书，我负责采写一位叫阿菊的种菜人。“菊”，这个字眼里藏着东篱的隐逸，也有着傲雪经霜的坚强。我在一片塑料大棚间找到她时，一个身影正从密密的黄瓜藤架间费力地直起身。她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连那头短发也胡乱蹭了蹭——竟是菜场里那位熟识的摊主。
说起头发，她倒是坦然：“从小就这样。”她的脚，是三岁时一场高烧落下的病根。这不便，像一粒坚硬的种子，早早种下了自卑，却也催生出一株更倔强的芽。贵州老家层叠的梯田，爬上去，云在脚下；走下来，腿脚酸软。她就在这无尽的“台阶”上摇晃着长大。“男人婆”的称呼，跟着这头短发，从孩提时代一直追到少女时节。她不恼，只是更沉默地低头做事，把力气都使在田垄上。村里的年轻人像候鸟一样飞出大山，她的心也跟着那远去的影子，一浮一沉地飘远了。她也想出去，去看看山外面是不是真的没有尽头。
父母自然是一千个不放心。她闹，不吃饭，躺在床上盯着茅草铺的屋顶，一句话也不说。最终，父母让了步。送她走的那天，山风很大，吹得她的短发全都竖了起来，像只不肯服输的刺猬。
她嫁到了遥远的江苏宜兴，嫁给一个同样腿脚不便、家里空空荡荡的陌生男人。她没有哭。儿子生下来，医生委婉地说，孩子的脑筋，会比别人慢一些。她抱着那团温软的小生命，贴在心口，依旧没有落泪。她说得简单：“自己的伢，怎样都是宝。”
一个人的战场，从贵州的山地转移到江南的水田。五亩地，就是她的城池。泥泞粘住她的鞋，田埂窄得像独木桥，沟壑需要她用不便的腿脚奋力跨过。跌倒，是常有的事。泥水糊了满脸，她用手背一抹，抓住田边的草根或作物秸秆，咬着牙撑起来。汗水是咸的，流进眼睛里，蜇得生疼。有没有混进泪水呢？问她，她便把脖子一梗：“哪有那闲工夫！”
她在屋旁搭了猪圈，养猪能挣钱。气味着实熏人，邻居走过，总要紧赶几步，或用手在鼻前扇扇风。她看见了，反而哈哈大笑，声音洪亮：“嫌臭哇？钞票可不臭哩！”可养猪终归扰邻，污水也让她心里不踏实。她琢磨着，得“换个活法”。
她踩着一辆叮当作响的旧自行车，风尘仆仆找到在太湖渎区种菜的妹妹。“我来帮你，不要工钱，管饭就成。”渎区的土地是香灰土，夜潮日干，是苏锡常一带的菜篮子。她那辆破车，在田埂与小路上颠簸了无数个来回。几个月后，她回到家，眼神亮得出奇。她卖掉了剩下的猪，取出这些年一分一厘攒下的所有积蓄，然后，像变戏法一样，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白晃晃的塑料大棚一座接一座地立了起来。
短发还是那样短，沾着泥点，迎着风。每天，天空还是墨黑一片的时候，她屋檐下那盏小灯就“啪”地亮了，灯下是她忙碌的影子，一颠一颠的，把夜里摘好、捆扎整齐的蔬菜，轻轻码进塑料筐里。青菜精神，萝卜结实，番茄娇羞地挤在一起。筐子满了，她再用整个身体的力量，一筐一筐挪到那辆绿色的电动三轮车上。车厢不大，却装着一家人所有的重量与期盼。发动机“突突”响起时，东方才刚刚泛起一丝极淡的鱼肚白。
有一回，我问她：“阿菊，这么辛苦，心里头最盼的是啥？”
她正在捆扎一束香芹，闻言停了手，望着远处的大棚边缘想了很久。塑料薄膜在风中哗哗作响。半晌，她才有点不好意思地，用极轻的声音说：“就盼着一家子都好好的，没病没灾。日子嘛，平平常常的，就是好的。”
我看着她在菜摊前忙碌，清晨的光照着她汗湿的鬓角，照着她摊位上那些青翠欲滴的生机，一切都显得那么踏实，那么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