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兴 黄杰
防灾减灾是中华文明延续不辍的重要经验，也是治国理政的常态之功。进入新时代，气候变化叠加城镇化发展特点，风险在空间上向城市集聚，在时间上呈现突发性增强、波动性上升的特点，社会运行体系面临更高韧性要求。以防灾文化为基础、以救灾精神为支撑，推动韧性社会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方向。
防灾是贯穿历史的文化形态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应对灾害中形成了独特的风险意识与治理逻辑。防灾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工作，“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意识。这种防灾文化包含三重核心逻辑：强调对风险的长期认知。灾害不是偶发异常，必须建立面对自然变化的长期治理机制。强调预防优先、关口前移。通过规划管理、制度设计、工程建设和社会教育，将风险减轻在源头，将隐患消化在初始，将防守主动掌握在手中。强调系统联动、整体治理。防灾不是技术命题，而是国家、社会、个体共同协作的系统工程，需要治理体系、社会结构和文化认知三者协同发力。
救灾精神体现中国式社会动员能力
与防灾文化侧重预防与体系建设不同，救灾精神是在危机情境中形成并稳定存在的集体行动逻辑。其核心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灾害中优先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是中国制度体系中最明确、最稳定的价值指向。第二，命运与共、协同互助。救灾过程不是个体行为，而是共同体内部的责任承担与关系再建。无论是国家力量集中调度，还是基层社会自发形成互助网络，均体现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与社会凝聚力。第三，统一指挥、快速动员、高效执行。中国救灾体系在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心理结构上均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能够在危机状态下迅速完成资源汇聚、力量配置与任务执行。
防灾文化与救灾精神共同构建韧性社会
韧性社会不是避免灾害的社会，而是能够在灾害中保持结构稳定、功能连续，并能在灾后实现恢复与再生的社会。构建韧性社会需要制度韧性、基础设施韧性、社会韧性和文化韧性等多维能力协同支撑。在这一体系中，防灾文化提供的是风险认知和治理逻辑，认识风险、尊重规律、规划先行、系统治理，使社会具备在灾害发生前进行准备的能力。而救灾精神提供的是组织能力和行动力量，在突发情境下通过共同体意识与协作机制实现快速行动、应对冲击，使社会具备在灾害发生时有效应对的能力。防灾文化塑造“有准备的社会”，救灾精神塑造“有力量的社会”。两者结合，构成韧性社会的文化底盘和治理支撑，使社会能够做到：见险能识，未雨绸缪；遇险能守，行动有序；险后能复，恢复有力；复后能进，实现再生。因此，构建韧性社会，不仅是技术工程、制度工程，更是文化工程和社会工程。
以文化传承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韧性社会建设
推进新时代韧性社会建设，应从以下四个方向发力：构建全社会风险认知体系。将防灾知识系统融入国民教育、公共媒体、社区培训，使风险意识成为社会共识和公共常识。完善多主体协同的防救治理体系，推动应急管理从“政府独自担当”走向“政府引领下的社会共治”。推进城市与区域空间韧性建设。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布局、提升基础设施冗余度、构建多重生态安全格局，增强城市系统的吸收能力、缓冲能力和修复能力。加强灾后恢复与社会心理建设。重建不仅是物质恢复，更是社会秩序、公共联系和集体信心的重建。要建立长期恢复机制，加强心理关怀、社区再生和产业恢复支持。
防灾文化和救灾精神是中华文明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智慧，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稳定、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推动其创造性转化、系统化融入和时代化实践，将为建设更加稳健、更加有序、更加安全的韧性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分别为扬州大学长江文化研究院〈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长江文化研究院〈中国大运河研究院〉运河研究首席专家；本文系江苏省重点智库项目“长江下游极端水文事件时空演化与防控优化”〈编号：SCJ2516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黄河夺淮时期大运河多灾种时空耦合机理与治理启示”〈编号：24YJCZH06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