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渚玉琮的文明曙光，到吴越剑器的坚韧风骨；从鉴真东渡的弘法壮举，到郑和远航的浩荡帆影；从徐光启、利玛窦的中西汇通，到大运河与海上丝路的交融互鉴——千百年来，江南始终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书写着灿烂篇章。而今，作为江南文化的核心承载区，江苏接续千年文脉，迸发出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11月28日—29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无锡市委主办的第四届江南文脉论坛在无锡举办。论坛聚焦“文脉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郑永年、杨国荣、罗季奥诺夫、黄勇、洪银兴等百余位国内外各领域学者齐聚一堂，深入挖掘江南文脉的深厚底蕴和时代价值，探讨文脉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和演进逻辑，为推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真知灼见。
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源”的文明实践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以宏阔的全球视野，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并指出，江苏的实践正是这一模式的典范。
郑永年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世界主要文明中“唯一的世俗文明”，其本质特征是“在坚持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又开放包容、生生不息”。他创造性地借用科技词汇“开源”来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并与西方的“闭源”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江南文化正是这种“开源”精神的生动体现。江南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缩影，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实践典范。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两个本质特征：“第一，在拥抱世界的同时走自己的路；第二，在国际关系层面，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伸出去’，帮助其他国家一起发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开源”模式，与西方在现代化扩散过程中“抽掉梯子”或通过援助实现控制的“闭源”模式截然不同。
郑永年将理论视角聚焦于江苏。他结合孟子思想与费孝通先生的论述，解读江苏的成功密码。“从徐州汉文化到无锡江南文化，江苏13个设区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色。”江苏经济的卓越成就，根源在于“它的经济发展模式跟地方文化高度契合与对齐”，形成了基于劳动分工的良性竞争与开放合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将这种区域间既竞争又合作、共同发展的态势比喻为“苏超精神”。大家都把各自的优势表达出来，不羡慕别人，互相学习、互相开放，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格局，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开源”精神在省域层面的完美体现，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样本。
杨国荣：多元一体，在江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多姿多彩的江南文化，如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杨国荣教授深入分析了江南文化中的“天下观”“义利观”“民本观”。在他看来，江南文化尊重个体价值多样性，明代哲学家李贽曾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把个体提到很高位置。但江南士人也注重整体和谐的共生智慧，与西方注重极端个人主义存在明显不同。明末昆山人顾炎武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进一步把这句话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说，江南学人很早就构建起兼具个体自觉与天下关怀的文化体系。江南文化的现代化路径并非外部强加，而是源于自身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以人为本”与“多元共生”的实践范式和内生动力。
杨国荣强调，理性观念是江南文化另一个重要特点。明清以来的江南知识分子注重认知理性。西方科学文化在明末就传入江南，徐光启是接受西方科学最早的江南知识分子。清末近代科学在江南地区广为传播并得到发展，很多科学著作在江南城市得到译介。从状元张謇提倡实业救国到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兴盛，再到改革开放后苏南模式的探索，江南地区对工具理性与科学认知的重视，不断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有的精神财富，也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引擎。杨国荣指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要充分考虑江南不同地区的多元文化特色，上海、苏州、无锡、杭州这些城市都属于江南，但城市地域文化有相同也有不同。因此，长三角一体化是“多元化的一体化”，多元化是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要途径。
罗季奥诺夫：江南作家架起中俄文化交流桥梁
作为著名汉学家，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罗季奥诺夫教授介绍了江南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传播情况。
罗季奥诺夫指出，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图书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早在1929年，来自江南的鲁迅就被俄罗斯人所知，其作品翻译成俄文出版。鲁迅作品在俄罗斯的发行量累计超过147万册。近年来，得益于译介推广、中俄文化交流深化等多重因素，汉语热在俄罗斯兴起。2024年，俄罗斯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150部，古典文学作品有30部，现当代文学作品有120部，包括曹文轩、苏童、余华、王安忆、孙甘露、徐则臣等江南地区作家的名作。
近年来，江南作家多次获得或被提名俄罗斯的文学奖项，毕飞宇《推拿》、余华《兄弟》等都在俄罗斯享有盛誉，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罗季奥诺夫说，江南作家的作品，也吸引着很多俄罗斯人来中国体验精致的江南生活。
早在1994年，罗季奥诺夫在复旦大学留学时就对江南产生浓厚兴趣。“江南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民众思维精致细腻。我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一份明清进士名录，其中来自江南地区的最多。”江南的美景、美食、美酒让罗季奥诺夫印象深刻，他喜欢无锡酱排骨、阳澄湖大闸蟹、江南黄酒，熟悉无锡的鼋头渚和惠山古镇。这次来江苏参加江南文脉论坛，他还接触到了多种江南非遗，诙谐幽默的江南说唱“小热昏”让他难忘。
“来江南这么多次，我看到了江南的变，也看到了江南的不变。江南的城市和乡村越来越现代化了，但江南文脉的传承没有变，园林、古镇、戏曲都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在罗季奥诺夫看来，江南正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扇重要窗口。
黄勇：万物一体之仁，江南文脉中的生态智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江南文脉中汲取智慧。” 复旦大学特聘讲席教授黄勇在主题演讲中深刻指出，西方主流的功利主义在处理生态问题时，或陷入人类中心主义，或将自然工具化，存在着明显局限。而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江南儒学，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黄勇举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一段名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思想将美德建立在与天地万物感同身受的“同感”上。仁者将天地万物看为一个整体，能感知万物的痛痒和不幸。如果有“一物失常”而自己没有感受到，那就说明个人的仁爱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也就是说，王阳明将“仁”的范畴从人类社会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超越了“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二元对立，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体现了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与尊重，为我们今天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与宋明理学中的“万物一体”观念有着深厚的渊源。从张载的“民胞物与”到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儒家学者们一直在探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王阳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仁”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认为“仁”不仅是人心的本质，也是天地万物的本质。接受采访时，黄勇指出，今天，当我们看到江南青山绿水之时，仿佛也能看到青山绿水背后蕴含的思想理念，这就是绵延不绝的江南文脉的魅力所在。
洪银兴：为探索人文与经济共生提供江南智慧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文科资深教授洪银兴从经济学视角深入阐述了“人文经济学在江南文脉中的实践价值”。他指出，研究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并非建立新学科，而是要厘清“人文”与“经济”相互转化的内在逻辑。他用“以文化人”和“以经育文”这组辩证关系来概括。
“以文化人”，是指文化通过塑造人的现代性和优良营商环境来支撑经济发展。江南文化孕育的诚信、契约精神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营商环境”，这是吸引高端要素集聚的关键。同时，崇文重教的传统积淀了最丰厚的人力资本。“以经育文”，则强调经济基础对文化繁荣的支撑作用。江苏有能力实施“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等重大文化工程，正是其强大经济实力的体现。
洪银兴认为，江南文脉中蕴含着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文化基因。首要的是崇尚实业的文化，这使得苏南地区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标杆。其次是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企业家文化，他以张謇为例，盛赞其“家国情怀，造福乡梓”的楷模精神。第三是崇文重教的文化，这正是“一方文化养一方人”，形成优质人力资本的根基。
洪银兴特别指出，江南文脉不仅是历史传承，更在现代实践中不断创新。他推崇乡镇企业的“四千四万”精神、走向共同富裕的文化、诚信文化、开放包容文化以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的协同文化。这种“亲清”政商关系，被其概括为“强政府、强市场”的良性互动。在洪银兴看来，文化不仅是精神财富，更是强大的现实生产力，能提升劳动者素质、塑造产品品牌、优化发展环境。江南的文脉实践雄辩地证明，当经济与文化形成合力，便能造就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江南样板”。
本版撰稿 记者 于锋 徐宁
摄影 记者 邵丹 视频 赵宇 吴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