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天松
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清代乾嘉学派盛极一时。他们崇尚汉儒重视文献、讲求证据的朴实学风，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堪称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中的一座高峰。在乾嘉学派兴起发展的过程中，江南文化给予了它丰厚的滋养。乾嘉诸儒的身上无不流淌着悠远绵长的江南文化基因。
崇文重教与乾嘉学派的崛起
美国学者艾尔曼曾指出，清代长江下游地区，存在一个统一的考据学运动赖以形成、发展的学术共同体——乾嘉学派。艾尔曼所说的清代长江下游地区其实就是今天的江南一带。为何乾嘉学派崛起于这一地区？这和江南文化中崇文重教的基因密不可分。
长江下游地区分布着江淮平原、太湖平原，水网密布，物产丰饶，非常适宜人居。早在三国时期，此地便已有“官学”，《三国志·吴志·吴主传》：“（黄龙二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公元4世纪初，中原残破，晋室南迁避乱之后，这里便成了当时政治经济中心，社会相对安定，文化渐趋繁荣。东晋建武元年，晋元帝在建康（今南京）设立“太学”。南朝时，宋文帝先后在此设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宋明帝时，“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官学渐成规模。唐宋以降，此地教育勃兴，文风大盛。唐肃宗至德年间，常州府学创立。北宋景祐二年，范仲淹在苏州设立郡学，号称“东南学宫之首”。官学之外，民间书院也方兴未艾，在教化乡民的同时，也培育了当地读书尚学的良好风气。明清两代，随着这一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愈加繁荣，尤其是雕版印刷的兴盛，推动了民间藏书楼的兴起。孙庆增《藏书纪要》云：“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
可见，长期以来，崇文重教便是这一地区文化中最鲜明的特征，并随着历史积淀逐渐内化为江南文化中的重要基因。正是在这种基因的影响下，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乾嘉学派中不少学者便出自于此，如吴派领袖惠栋便来自三代治经的惠氏家族。又如号称“一家之学，海内无匹”的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其家族也是三世相继，子承父学。应该说，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对于乾嘉学派的崛起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经世致用与乾嘉学派的治学
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随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活跃起来，使得这里成了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济的变化逐渐改变着社会旧有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讲究实用的市民精神。江南地区经济日益发展的同时，江南文化也在讲究实用中逐渐孕育出“经世致用”的基因。正是这一基因，使得乾嘉学派的治学体现出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
生活在江南地区的乾嘉学派先驱顾炎武最早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他主张为学当以“明道”“救世”为己任，反对雕琢辞章、华而不实的无用之学。后世乾嘉学者始终秉持这一理念。
有一种观点认为，乾嘉学派的学者只知道寻章摘句，烦琐考证，缺乏对现实的关心和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其实并非如此。大部分乾嘉学者都抱着经国济世的理想入仕为官，很少有人终身不仕，除非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得已的原因：或英年早逝，未仕而卒；或身有疾病，无力宦游。这些学者也许并不甘心一辈子埋首故纸，蛰居乡野。至于入仕的乾嘉学者，则大都能胸怀经世致用之心，勤政为民，直言敢谏。如朱珪在担任山西布政使时，鼓励垦荒，发展生产，便民除弊。王念孙更是率先上疏弹劾权臣和珅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最终使得嘉庆帝下定决心除去和珅。
此外，从治学内容来看，乾嘉学派除了训诂考据之外，也涉及一些切近实用的科技领域的内容。如戴震就精于地理、天文、算数之学。其弟子王念孙继承了乃师学以致用的精神，对河道治理、水利工程也颇有研究，先后被授为直隶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等官职，为永定河的治理及运河漕运的畅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久久为功与乾嘉学派的学风
水韵江南，因水而兴。水以其特有的形态和姿态，蕴含了深刻的哲理。上善若水，水滴石穿，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精神。江南文化作为水孕育出的文化，这种精神逐渐成为江南文化中又一重要的基因，对乾嘉学派的学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乾嘉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常常使用学术札记这一撰述形式，记录平时读书研究所得。而学术札记的撰写最重视的是“日逐”之功。章学诚就曾指出：“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入大海矣……札记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必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日逐”需要的正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乾嘉时期，这些“日逐”而就的学术著作为数甚多，其中不乏很多精品。乾隆五十二年秋，时任监察御史的王念孙，正式撰写《广雅疏证》。虽然公务繁冗，但他坚持每日疏证三个字，持之以恒，从不间断。直到嘉庆元年正月撰序时为止，该书方告完成。王念孙殚精竭虑，三易其稿，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这部巨著。《广雅疏证》也因此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正是王念孙十年间持续不断地专注于《广雅》的研究，久久为功，这才有了《广雅疏证》一书的成功，也奠定了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曾分析过乾嘉学派的学风，并将其总结为十点，其中一点即“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如何做到“窄而深”的研究？这就需要像滴水穿石一样，锚定一个目标，坚持不懈。这种学风的背后体现的正是江南文化中久久为功的基因。
兼容并包与乾嘉学派的转型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江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古代吴、楚、越三大分支文化内涵，天然具有一种包容性。三楚、三吴与百越文化彼此重叠，在江南融合成一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兼容并包也是江南文化另一重要的基因。
有学者认为乾嘉学派存在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以恢复汉学为己任，而排斥宋学”。但其实并非如此。尤其是乾嘉学派中的扬州学派，就有着兼容并包、不墨守门户之见的学术态度。
王国维谈及清代学术时曾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所谓“国初之学大”，即指清初学术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这是由于明清鼎革之际，社会文化有着激进革新的色彩，但统治者很快意识到传统儒家文化对稳固其统治的有利作用，因此复古思潮在清初的文化学术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复古与革新兼容，多种学术流派并存，一起铸就了“国初之学大”的气象。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也说道：“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在他看来，清学之“大”正在于扬学之“通”。作为乾嘉学派中的一支，扬州学派体现了江南文化中兼容并包的基因。也正是这种基因开启了乾嘉学派的转型之路，出现了以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诸儒，兼容并包，调和汉宋，使得乾嘉学派在清中期之后有所革新，正式开启了清代学术由古代向近代转向的路径。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王念孙、王引之传”负责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