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行到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将其作为深化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2024年8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正式印发，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确立基层减负制度规范。此前令基层叫苦不迭的形式主义问题显著减少，基层负担明显改善，但形式主义的顽固性与反复性决定了整治非一日之功，部分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仍屡禁不止。

理现状：厘清基层负担的矛盾困境

基层负担的表现复杂且多为直观感受，开不完的会议、写不尽的材料、填不完的表格、迎不完的检查，既是基层的普遍抱怨，更折射出减负工作的深层矛盾。其一，盼望减负与害怕问责的矛盾：各级虽均盼成为减负“受益者”，却又因担心“文未发、会未开”被问责，反倒成了负担的“制造者”。其二，必要形式与形式主义的矛盾：形式脱离实际便沦为形式主义，部分工作在减负中演化出新“变种”——文件“红头”改“白头”，陷入“隐性文山”；大会套小会、通知变电话、督检考改调研，皆为换汤不换药。其三，压实责任与层层加码的矛盾：压实责任本是推进工作的必要举措，却在执行中变味，每一级都以“加码”体现重视，最终压力全部传导至基层，让合理要求变得难以完成。其四，数智办公与技术滥用的矛盾：信息化本是提升效率的手段，但数字技术的泛化与滥用催生“数字形式主义”，使数字赋能沦为数字“负”能，指尖便利变成指尖负担。

挖病根：找准基层负担的核心症结

事之生弊，其因非一，基层负担的成因涵盖思想观念与体制机制两大层面。一是政绩观偏差：部分地区和干部开展工作不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只顾眼前“显绩”，背后是形式主义的惯性与官僚主义的劣根性。二是政策制定脱离实际：政策初衷虽好，但部分要求与基层实情错位，加之制定过程中调研不足、对群众需求掌握不准，导致政策悬于文件层面，难以落地。三是考核机制导向失灵：考核未发挥实效，反而成了部门驱使基层的“赶牛鞭”，指标繁琐、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迫使基层忙于应付材料与台账，忽视实绩与群众口碑。四是权责体系不匹配：镇村作为工作落地的“神经末梢”，却面临干部力量、资源要素下沉不足的问题，“小马拉大车”现象突出，权小责大、事多人少已成基层常态。

把脉络：探寻基层减负的施治路径

推动《若干规定》落地，需顶层设计与基层行动同频共振，实现系统施治。首先，擦亮为民底色，从“自我证明”转向“群众认可”：强化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政绩观纠偏工作机制，强化嵌入式监督、穿透式检视、立体式研判，真正让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付之于行，让“潜绩”在实践中转化为“显绩”。其次，校准考核导向，从“向上交卷”转向“向下答卷”：构建科学考评体系，指标设计打破“繁琐哲学”，聚焦实绩、问题解决与群众评价；精简考核指标，实行前置审核，2024年以来指标个数减少12%、评分部门减少3家；考核方式摒弃“材料为王”，推行“一线考核”，真实了解基层工作成效。探索建立乡镇（街道）“反向评价”县直部门工作机制，倒逼县直部门主动提升服务质效、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最后，注重常态长效，从“锐气破局”转向“定力固本”：健全权责清单，编印《沭阳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明确职责边界，收回专业性强、基层无力承担事项133项，有效解决基层“小马拉大车”、承担额外负担问题；构建“发现—解决—巩固”动态监测与反馈评估闭环，纪检、巡察、审计“三件套”监督协同发力，确保减负成果持续深化。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系统工程，唯有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正视问题、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破除顽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谋求长效，方能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王昭文（作者系中共沭阳县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