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汉忠
于都河静静流淌，一如她90余年前那般从容。
北岸，一座寓意扬帆出征的双帆型“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巍然屹立。渡口，几艘红漆木船在浪尖上起伏，岸边的一块巨石上，镌刻着“长征渡口”红色大字，在金色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是一块深情的红土地，曾是中央苏区的大后方，与革命摇篮井冈山互为掎角，遥相呼应，为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年，我所在的南京军区空军在附近驻守。官兵们都自豪地说，我们是井冈山和红土地的守卫者。
不久前，我再次走进赣南苏区。漫步于都河畔，目睹长征第一渡口，我激情的思潮在放纵奔流。
1934年10月，秋风萧瑟，寒意渐浓。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集结于都河以北。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南渡于都河，正式踏上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于都渡口，瞬间成了历史的焦点，承载着革命的希望与未来。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远征，一次事关红军和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伟大壮举。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90周年之际，硝烟散尽，往事远去，作为这支队伍的后来者，我徘徊在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南门渡口、梓山山峰坝渡口、罗坳孟口渡口等8个主要渡口，寻觅红军当年的战斗足迹，聆听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
乡亲们忘不了，那天晚上，于都河风急浪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伟岸的身影，行进在钢铁的洪流中，面对苏区老乡和战士们对远征前途命运的疑虑，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的”。铿锵的语言，坚定的信念，给了苏区人民和红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
红军官兵忘不了，在红军渡河的8个渡口，于都人民成群结队前来送行，他们把煮好的鸡蛋、炒熟的豆子和香甜的红薯干塞进战士们的口袋。父母送儿子的，妻子送丈夫的，一句“早点回来”寄托着老区人民的坚定信念。一位叫杨成武的红军团长，在送行的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房东，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先后把三个儿子送进红军队伍，其中两个已经牺牲。她想再看一眼就要别离的儿子。杨团长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两个还热乎着的红薯。团长心一热，眼泪夺眶而出。
河面上，老船工李声任的渡船乘风破浪，一马当先。有着20多年撑船经历的他得知红军渡河需要船只，立即动员召集了20多艘渔船。他自己率先领命，来来回回跑了几十趟。渴了，喝口河水，饿了，吃生米充饥，直到队伍全部渡过于都河。如今，他的渔船和竹篙被陈列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渔船无语，人民有情，昔日千帆击水的情景历历在目。
县城的大街小巷里，老百姓的房子只有门框，没有门板，为了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于都人民拿出了他们能够拿出的一切。桌椅板凳，房梁木柱，应有尽有。有一位姓曾的大爷，把自己百年归老的寿材，拆散后用于架桥。他们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把红军和革命推向胜利。
有一位叫春秀的姑娘，为即将远征的心上人编织了一双草鞋，心细的姑娘特意在鞋尖上绑了个小绣球。谁知渡口一别，竟成永诀。谢志坚一直没舍得穿这双鞋，最终走出草地，春秀姑娘却不幸被追赶到河边的敌人杀害。如今，这双绣球草鞋被永久地珍藏在纪念馆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同志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不朽诗句，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画卷，眼前的渡口，是通向胜利的入口处，更是发起冲锋的出击点。
遥想当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20多万红军将士，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仅幸存了3万余人，其间跨越了15个省份，翻越了20多条巨大的山脉，渡过了近百条河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人迹罕至的广袤湿地，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每3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漫漫征途上，每前进70米，就有一位红军倒下。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
于都河边，我穿行于街巷村落，邂逅了许多烈士后人，在这场旷世远征中，仅在于都，就有17000多名儿女加入红军队伍，近万民工随军出征。他们跟随红军，斩关夺隘，大多牺牲在长征路上，把青春的热血洒在一个又一个远征渡口。
1935年5月，红一团杨得志所部组建强渡大渡河突击队，来自于都仙下乡的赤卫队员萧汉尧主动请缨，成了十八勇士中的一员，惊涛骇浪中，面对如蝗的弹雨，他怀抱机关枪猛烈扫射。当突击队员呐喊着冲上岸去，他却倒下了，年轻的生命永远融入了大河的怀抱。
于都靖石乡是烈士钟兴亨的故园，跟随红军远征中，他先后血战湘江，突破乌江，抢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时，他把御寒的棉衣让给伤员而严重冻伤。1935年6月，他在雪山垭口用尽力气推开战友，“快走，别管我”是他留下的遗言。2017年，四川宝兴村民修路时发现冻土中的红军遗骸，衣襟内绣有“于都靖石钟”，字样清晰可见。
肖尚喜与肖思烜叔侄的身影最后凝固在于都河渡口。跟随部队渡河那夜，肖尚喜将负过两次伤的弟弟肖尚伟推向岸边：“回家去，替我们看好苏维埃。”叔侄俩汇入了渡河的人群中，从此杳无音讯。有传言说，他们牺牲在湘江渡口，也有说他们失踪在草地的泥沼中。但家人后来收到的烈士证书上只印着一行简短的文字：英勇牺牲。无人知晓他们的骨殖沉眠何处，唯老奶奶抚证恸哭的哀声，萦绕在后人的记忆里。
在银坑村，我还听到了钟氏兄弟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红军离开于都时，母亲钟氏把一盏马灯挂于门楣，灯火摇曳中，她嘱咐远征的儿子们，打了胜仗就回来，娘为你们点灯照路。此后，8000多个日日夜夜，钟氏兄弟再也没能回来，唯有那盏马灯一直留存至今，燃烧着一个母亲永恒的等待——孩子们在哪？在湘江岸畔，在雪山冻土，在草地泥潭？今天，故乡的亲人依然在企盼着英灵的回归。
9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曾经交通不便的两岸，如今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五座大桥横跨南北，奔腾的河水连接起一个个长征渡口，浓缩成一部辉煌的长征史诗。它用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能忘了来时的路，更不能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
秋风又起，于都河畔唢呐声里，《十送红军》的旋律如泣如诉，那些消散在湘江波涛、大渡铁索、雪山草地的身影，早已化作五座跨河大桥上的车流，潭头村富硒菜园的青翠，长征源合唱团激昂的歌声，于都子弟以血肉丈量的二万五千里，终在90年后点亮两岸的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