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军 杨靖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产业安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面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课题，苏州作为对外开放大市与产业大市，正面临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新挑战，必须有针对性地破解关键瓶颈。
一、当前苏州产业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
一是全球供应链重构导致出口竞争加剧。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大国战略竞争持续深化，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本地化、区域化、碎片化日益明显，推动全球产业链呈现内向化重构的趋势。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墨加协议》《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大幅提升了产业链本土化生产程度，将部分产能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友岸”“近岸”转移。这些地区通过承接美国产业转移，与苏州在汽车零部件、电子设备等行业形成同质化竞争。
二是稳外贸稳外资面临较大的压力挑战。在当前外贸总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同时，苏州外贸结构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对美出口依赖度逐步降低，对东盟等新兴市场的拓展成效显著。但苏州经济外向度高、易受国际环境影响的特征依然突出，尽管外贸依存度较以往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在此背景下，苏州仍需持续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增强外贸韧性和自主性。此外，在大力“招商引资”的同时，“稳商留商”工作也面临挑战。一批已落地项目且初见成效的科技企业正成为外部争相招引的对象，这对苏州进一步提升亲商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制度和产业创新试点政策亟待突破。尽管我国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在多个领域有所降低，但总体限制仍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而苏州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在先行先试政策争取上有待继续发力。此外，地方保护与事权受限之间的矛盾，将制度型开放在各地贯彻执行进程的难度提升，许多与开放相关的权限集中在中央层面或纵线管理层面，地方可作为空间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度型开放的推进速度和效果。以生物医药行业为例，《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明确“禁止投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2024年9月，相关地区获批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以上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苏州未被纳入其中，导致园区已有存量项目考虑到融资需要和赴境外上市合规需求等因素，可能考虑迁往政策试点区域。
四是对国际顶尖人才吸引力有待提升。尽管苏州人才总量庞大，但国际顶尖人才（如诺贝尔奖得主、院士等）集聚度相比一线城市仍有差距，部分领域存在高精尖缺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且由于科研资源相对短缺，国家级实验室、顶尖科研机构数量较少，与深圳、上海等地相比，缺乏足够的高端创新平台吸引顶尖人才开展前沿研究。高端人才的不足导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原创成果较少、关键技术供给能力有限。这在产业层面的体现是，创新型龙头企业、本土“链主”企业较为缺乏，需加快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转型升级步伐。
二、以制度型开放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几点建议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这为苏州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一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形成高水平要素跨境流动机制。一方面，要依托苏州自贸片区平台，推动国家级新区与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全面推进《支持苏州工业园区深化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若干措施》《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等先行先试政策，加强对标借鉴和对上争取，推进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数据跨境流动等试点，高水平建设苏州国际数据港和苏州国际商事法庭，跟进其实施情况与成效。另一方面，以中新合作为抓手，一体推进《中新两国政府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合作愿景》和《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展数字贸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贯彻落实，探索中新数字身份互认，扎实推进中新数字贸易合作试点，以及中新绿色数码港、中新生命科学园、中新具身智能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建设，共建中新“国际化走廊”和中新苏州医学中心，以更好地服务中新两国“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
二是依托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平台，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结合。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苏州实验室、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科创平台的人才集聚功能，推广“创新联合体”“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技攻关组织方式，协助一批先导企业链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共同攻关“卡脖子”问题。持续优化“金鸡湖人才计划”，搭建“1+4+x”政策体系，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一条龙服务，深入实施《苏州市支持高层次青年人才创业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拓展海外引才渠道，开展国际人才开放试点，推动人才评价体系与产业需求对接，试点科技成果先确权后转化，构建更加灵活、更加务实的人才评价标准，产业核心团队按照企业贡献分档激励。深化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因地制宜构建“1030”产业体系，并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技术主导权，鼓励生物医药等优势先导企业参与和引领行业领域的规则制定，探索新兴领域开放合作的规则引领体系。
三是提升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以先导产业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当前苏州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基础较好，可探索“产业园区+创新孵化器+产业基金+产业联盟”的一体化推进模式，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可设立专项资金，鼓励龙头企业内部孵化产业服务子公司，支持科研机构与制造企业共建“设计+服务”平台，推进制造业从生产导向向制造和服务融合发展转变，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影响力。此外，还要全面推动“智改数转”，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通过财政补贴、专项基金引导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四是优化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建设双向开放的枢纽城市。打造贯通国内、联接国际的物流大通道，国内层面，要持续推进上海机场—苏州前置货站高效运营，提升苏州东站枢纽能级，加快苏淀沪城际铁路建设，以强化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与要素流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循环的牵引能力。国际层面，推动中欧班列（苏州）平台与苏州港深度融合发展，并借助苏州港与秘鲁钱凯港建立友好港口的契机，通过回程运费优惠、开通跨境电商专列、推行铁路快速通关等政策创新，支持企业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此外，要强化对“走出去”企业的通关便利与供应链保障，鼓励企业在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布局营销网络与仓储节点，构建本地化运营与区域分销体系，形成面向拉美、东盟、中亚的外贸新格局。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出海、平台赋能”的模式，助力企业拓展多元市场，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性，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五是建设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推动总部赋能商务创新发展。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综合发展实力和国际化开放水平。2021年，苏州工业园区获评江苏省首个“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凸显了其在利用外资、产业集聚、高端服务业、国际营商环境等领域在全省的领先地位。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外资总部机构引育力度，争取引入国际组织、商协会等机构，并鼓励存量总部提升管理能级，扩大辐射范围，引导和推动外资企业设立数据分析决策、行业标准制定、数字营销等新的总部职能。另一方面，要做好总部企业动态分析，鼓励外资总部企业通过利润开展境内增资、新建、股权收购等业务，推动外资总部拓展离岸贸易、跨境电商、汽车后市场等新业态新模式，赋能促消费、稳外贸等商务工作。与此同时，还要常态化汇总企业创新诉求，依托中新协调联合理事会、苏州自贸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3.0等平台积极向上争取，赋能企业发展。
（本文作者分别为：杨军，中共苏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苏州市行政学院院长；杨靖，中共苏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