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 讯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逝世20周年，三联书店新出一部传记《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作者为费孝通晚年的学术助手张冠生。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屐痕“行行重行行”，张冠生对这位思想前驱的追寻与书写同样如此。近年来，他先后撰写了《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等著作，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深刻而丰富的学术大师形象。理想的阅读是不断地重访，透过张冠生新著，费孝通的生平思想再次凸显在我们面前。
这部传记将费孝通长长的一生分为三段。在第三部“社会转型与文化自觉（1979—2005）”中，张冠生动情写道：“费孝通走遍世界，出发点是江村，是家乡。叶落归根的时候，他思乡心切。”江苏，是费孝通的桑梓之地，也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起点。在一生的学术行旅中，费孝通访问江苏最密、关注江苏最切、思考江苏最深。仅江村一地，他就访问26次之多，绵延67载。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从小城镇研究到乡镇企业发展，从太湖治理到长三角一体化，费孝通大量的学术思考和理论探索发轫于江苏、成熟于江苏、验证于江苏，近百年来江苏社会的转型变迁也为他的学术进路提供了重要动力和广阔命题。
传记第三部的最后一节，张冠生命名为“文化自觉，落叶归根”。这昭示了江苏不仅是费孝通血脉上的家乡，更是他文化上的故土。他“思乡心切”，实质是在他生命的暮年，在经历了深刻的文化反思之后，更加急切地寻找一种文化“归宿感”。而在个体的文化“归宿感”之上，则寄寓了为中国文化找寻路径的宏愿。传记为我们记录了这样一个经典镜头。那是1997年费孝通在古镇甪直的一次寻访，有电视台记者跟随拍摄。他们路遇一位身着水乡服饰的老妇人，编导希望拍到费孝通与乡亲聊天的场面，想邀请老人走出来配合拍摄。可大家越是恳求，她越是坚辞不出。这一幕让身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陷入沉思，在他看来身着传统服饰的老妇人代表着一种即将逝去的文化，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大潮面前，她“走不出来了”，她对她所代表的文化失去了自信。费孝通由此想到现代化浪潮中传统文化的出路，并引发了“文化转型为何如此费精神”的深长思考，或可称之为“费孝通之问”。这个镜头不仅见之于这部新出的传记，也见载于《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等其他材料。甪直所处的苏南乃至江南地区是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区域，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里也成为社会转型最为快速的区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一度激烈。中国的现代化无法规避中国本土的经验，必须开掘出一条与传统文化和谐相处的新路。
提出“费孝通之问”的时候，这位学术大师也在做着自己的思想攀登。就在访问甪直的同一年，费孝通写出了《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系统阐释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提炼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四句颇具中国风格的理论表述。费孝通将文化自觉视为文化转型的前提。30多年来，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嬗变，再次印证了费孝通的思想锐见。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挖掘整理的深度和广度远迈前代，文化典籍不断印刷出版、考古发现改写文明历史、文物古迹得到保护修复、文博场馆常常人头攒动、国风国潮圈粉无数青年。但是，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当传统文化触手可及的时候，蕴藏在文化深处的脉络精髓未必就能得到妥善保存和传递。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曾忧虑近代工业化对乡土中国的“损蚀冲洗”。在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无形有形因素对传统文化尤其是负载其中的文化精神的“损蚀冲洗”同样值得警惕。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相联系的文化，是与中国人的血脉基因相联系的文化。“各美其美”看似简易，但是当传统文化被浮面化、碎片化、娱乐化所笼罩时，也会“乱花渐欲迷人眼”，让我们不知何者为“美”？“美”在何处？费孝通晚年曾经回忆起青年时代的一次扬州之旅，夜间一行人走进古城深巷，忽然闻得一阵笛声飘然而起，不禁怦然心动、百虑俱消，那是只有中国人才能领会的妙韵。真正的文化精髓，正是这刹那间难以言喻的心头意会。古城扬州是江苏文化的缩影，江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近年来江苏以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和文脉整理研究工程诠释“何以中国”，以长江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焕新山川地理，这是推动文化转型的深厚基石。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转型、推动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是一个宏大命题，但是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生动细节。借用费孝通的故事，如果我们能够守护好那一声悠远的“扬州夜笛”，不仅足以激活唤醒我们深层的文化基因，还将赋予现代化道路更加普遍的文化意义。
推动文化转型必然要落实到人文世界的建构中，晚年费孝通对此进行了深入探寻。他将由江村调查起锚的中国城乡发展道路考察视为一种“生态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世界。在江村调查50多年后，费孝通敏锐意识到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探寻需要更上一层次，要进到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文世界，他称之为“心态研究”。这一学术进阶，既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背景，也有国际事务局部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宕开来，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费孝通将理论求索探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他将心态研究的源头追溯到孔子。孔子的核心思想“仁”正是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深刻陶范了中国人的人文心态。通过知识群体持续不懈努力，中国人更将儒家学说转化为普通人的生命态度、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上层与下层相贯通、大传统与小传统相对流的良性格局，不仅增添了传统文化的韧性基因，更塑造了健全活泼的文化生态。明代兴起于江苏的泰州学派正是发挥这样桥梁纽带作用的群体，他们倡导儒学平民化、生活化，将儒家经典由“经生文士之业”转为“百姓日用之学”，深刻塑造了那个时代的人文生态，其影响延续至今。心态变化基于社会变迁，今天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格局重构带来了人文心态的复杂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造成的“信息茧房”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认知极化，主流价值观认可受到挑战。当年，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描述中国社会的构成方式，今天的社会却面临“差序格局”日益固化的潜在风险，这一固化将会延滞社会流动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费孝通所倡导的“心态研究”，在今天仍然具有警世作用。其所凭借的传统文化资源，同样值得我们深入开掘借鉴。传统文化陶冶了江苏人的敦厚、稳健、平和、中庸的人文性格，也蕴含着善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因子，由个体的人推进到人群推进到社区，并最终推动区域社会的秩序完善，那么费孝通所期待的现代化意义上的“美好社会”终将在江苏呈现动人风景。
文化转型的核心力量在于人，而培养人的关键在于教育。纵览20世纪的风云变幻，尤其是全球文明的冲突与整合，费孝通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格局比作“全球性的战国时代”。他提出：“这个时代呼唤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又说：“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从呼唤新的孔子到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费孝通将目光投向教育，这是从他的亲身经历中得到的剀切之谈。晚年回顾一生经历，费孝通将他的成就归结于从家乡起步所受的优越教育，从吴江蒙养院到苏州振华女校，从东吴附中到东吴大学……他“受过当时正规教育的全部过程”。“爱的教育”更是灌注了费孝通的一生，父亲费璞安早年任教于通州师范学校，念念不忘的是教员室里张謇亲撰的对联：“求于五洲合智育体育，愿为诸子得经师人师”；母亲杨纫兰创办了吴江第一所新式幼儿园，更注重生活教育，将自己的子女一一培养成人；费孝通忘不了振华女校王季玉、沈骊英两位女老师，他们并没有多少高言傥论，只是言传身教的平实示范，在少年费孝通的心中埋下了“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的人文种子，百余年前的教育格局和教育理念对今天仍有启示。当“技能至上”“效率优先”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的矛盾反差：书本知识和学术论文越积越厚，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并未随之增加，内驱力和创造力并未得到有效激发，有的孩子与周围环境相处的能力凋零弱化。对照费孝通在本世纪初的吁求，我们的教育也期待着更多“新的孔子”，更好地培养时代新人。
江苏，曾经无数次启迪过费孝通思想探索的文化沃土，正在砥砺行进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殷忧启圣，在21世纪已经走过四分之一的时候，认真思考“费孝通之问”，对于今天的我们无疑仍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