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昌礼
抗战题材文艺作品承担着记录历史、凝聚民族情感、传承抗战精神的重要使命。正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以1937年山东沦陷为背景，聚焦青年党员庄埼风在沂蒙山区开辟、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历程，通过微观个体的命运轨迹折射全民抗战的宏观历史。该剧既延续了抗战文艺“服务救亡”“扎根人民”的传统，又在历史观、叙事手法与人物塑造上实现了创新，成为新时代抗战题材影视的典型范本。
抗战题材影视的叙事范式，经历了从“英雄中心化”到“全民群像化”的演变。《我们的河山》通过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平民视角的叙事立场，展现“人民是抗战主体”的历史本质，延续并发展了抗战文艺“扎根人民”的创作传统。
“多线叙事”构建全民抗战图景。该剧采用“村庄为核心、人物为节点”的多线叙事结构，以沂蒙山区的刘村、李村等村庄为场景，串联起农民、地主、知识分子、华侨、国际友人等不同群体的抗战故事。例如，主线围绕庄埼风建设根据地展开，副线则包括：佃农王二柱从“胆小怕事”到“主动参军”的觉醒过程、地主刘老爷从“妥协求安”到“捐粮抗日”的转变、女教师林秀娟组织妇女救国会的活动。这些线索相互交织，既展现了不同群体的抗战选择，又凸显了“全民抗战”的凝聚力——正如剧中台词所言：“河山不是某个人的河山，是每个中国人的河山，守河山要靠每个人的手。”这种叙事方式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群像叙事”一脉相承，如《中华儿女》通过多个平民英雄的故事展现抗战精神，但《我们的河山》进一步强化了“群体互动”的叙事逻辑，避免了“群像叙事”中人物的碎片化。
“平民视角”挖掘人性的复杂性。该剧通过平民视角挖掘人性的多面性，避免了脸谱化塑造。例如，剧中的地主刘老爷并非“纯粹的反派”，他初期因“怕得罪日军”而拒绝捐粮，但在目睹日军屠杀村民后，最终选择“毁家纾难”——这一转变既符合“民族大义战胜个人利益”的历史逻辑，又展现了人性从“自私”到“觉醒”的真实过程；又如日军士兵小林，并非“纯粹的侵略者”，他因“被军国主义洗脑”而参与战争，但在与中国百姓的接触中（如目睹村民救助受伤的儿童），逐渐产生对战争的怀疑。这种人物塑造呼应了抗战文艺研究中“人性反思”的学术方向——有学者曾经提出，抗战影视应“强化对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的揭示，挖掘道德‘灰色区域’的人性解读”，《我们的河山》则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将这一理论主张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象。
抗战题材影视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当代精神动力”。《我们的河山》通过对“历史真实的还原”“民族精神的提炼”“国际话语的构建”，实现了抗战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为新时代抗战文艺的创作提供了价值坐标。
该剧高度重视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从场景道具到语言服饰，均力求贴合抗战时期的沂蒙山区风貌。例如，剧中村民的服饰采用“粗布棉衣、绑腿布鞋”，符合当时山东农村的生活条件；游击队使用的武器“土枪、大刀”，还原了敌后武装“装备简陋但斗志顽强”的历史事实；甚至剧中的“沂蒙小调”，均采用抗战时期流传的原版曲调，避免了“现代音乐植入历史场景”的违和感。
对于抗战精神也不是抽象为口号式表达，而是通过具体的人物行为与故事，提炼出符合当代需求的精神内核。例如，通过庄埼风带领游击队开荒种地、自制武器的场景展现艰苦奋斗精神，呼应了当代“脱贫攻坚”“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需求；通过村民与游击队共同修建防御工事、不同村庄联合抗敌的情节呈现团结协作精神，为当代“社会治理”“团队合作”提供了历史借鉴；通过救助日军伤员、保护难民儿童的情节，传递了团结协作精神，表达了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的理念。
此外，在全球化语境下，该剧积极构建抗战叙事的国际话语。剧中通过国际援华医疗队的视角，展现中国百姓不畏强暴、坚韧不拔的抗战形象——如国际医生马克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农民用最简陋的工具抵抗强大的侵略者，他们的勇气让世界看到了反法西斯的希望。”这种他者视角的叙事，更易获得国际观众的认同；同时，剧中对“华侨抗战”的呈现，展现了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全球华人的赤子之心。
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作为抗战题材影视的优秀作品，既延续了抗战文艺的优良传统——如纪实性的历史态度、大众化的叙事立场、服务民族的价值导向，又在历史观、叙事策略与文化价值传递上实现了创新突破。它通过全民叙事与人性挖掘丰富艺术表达，通过历史精神与当代需求的结合来传递文化价值，为当代抗战题材影视如何平衡历史严肃性与艺术感染力、本土叙事与国际视野提供了可借鉴的创作方法。
从抗战时期的“电影抗战”到新时代的“抗战影视”，抗战文艺的叙事范式始终在演变，但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的核心使命从未改变。《我们的河山》的创作实践表明，新时代抗战题材影视唯有扎根历史真实、立足人民立场、呼应时代需求，才能真正实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文化价值，让伟大抗战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