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必正
父亲后颈那块浅褐色的疤，像片枯干的芦苇叶，在他离开后的第29年，依然清晰地印在我记忆里。他总说那是1943年的月光，在逃荒路上给一个12岁孩子盖下的印记。
那年射阳河的水退了又涨，里下河地区的荒年比往年更烈，逃荒人沿着范公堤排成长队，地里的庄稼烂成了泥。村里的周德贵大哥揣着两袋救命的红薯干，带着父亲往盐城方向走。路是被无数双脚踩硬的土路，两旁的芦苇荡比人高，风一吹就呜呜响，像有无数人在暗处叹气。父亲当时是个12岁的小孩，背着打满补丁的蓝布包袱，里面裹着母亲连夜缝的单衣，脚底板磨出的水泡破了又结，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却死死咬着牙不敢掉队——他知道，掉了队就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
日头偏西时，远处突然传来马蹄声和枪响。“鬼子来了！”周德贵大哥拽着他往芦苇荡深处钻，粗糙的手掌攥得他手腕生疼，指节因为用力泛着白。父亲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声音——马靴踩在硬土上的噔噔声，刺刀划破空气的咻咻声，还有逃难人溃散的哭喊混在一起，像钝刀子在心上割。他攥着包袱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芦苇，却被周大哥的声音稳住：“别怕，跟着我！”
“趴进坟堆！”周德贵大哥低吼着把他按进一片荒坟的凹陷处，自己蹲在旁边的石碑后张望，后背绷得像张拉满的弓。父亲能感觉到身下的土是凉的，坟头的野草扫着脸颊，痒得心慌却不敢动。他透过草缝看出去，三个戴钢盔的日本兵正牵着马，用刺刀挑翻路边丢下的包袱，红薯干撒了一地，被马蹄碾得粉碎。有个兵发现了他掉落的布鞋，用刺刀挑起鞋帮，在手里晃了晃，金属的冷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日本兵的皮靴停在离我父亲三尺远的地方，哐当一声戳在石碑上，石屑溅进后颈，又疼又凉。“出来！”鬼子生硬的中国话像冰锥砸下来，父亲死死咬住嘴唇——12岁的他已经懂了，一出声就是死。周德贵大哥在石碑后轻轻咳嗽了一声，故意把衣襟蹭得沙沙响，鬼子的注意力被引了过去。就在这时，芦苇荡深处传来几声枪响，大概是游击队，日本兵骂着追了过去，马靴声渐渐远了。
周德贵大哥把我父亲从坟堆里拽出来时，他后颈的血已经和尘土黏成了硬痂。他没哭，只是捡起地上的布鞋紧紧攥在手里，鞋帮上还沾着坟地的湿泥。周大哥解开腰间的粗布巾给他按住伤口，布巾上还带着红薯干的甜香：“没事了，咱能活下去。”
那天夜里躲在破庙，周德贵大哥把烤热的红薯干塞给他，自己嚼着没烤透的硬块，月光从屋顶破洞漏下来，照在后颈的疤上，像敷了层薄霜。“等把鬼子打跑了，咱回家种麦子。”周大哥拍着他的背，“让你母亲给你蒸白面馒头”。我父亲没说话，只是把脸埋进周大哥的褂子。
父亲走后的第29年，我整理他的旧物时，指尖仿佛又触到了那个蓝布包袱的边角——记忆里，磨破的布边总留着当年逃荒路上被他攥出的褶皱。我依然记得他说起1945年8月15日那天，他正在地里帮周德贵大哥薅秧草，有人从阜宁县城跑回来报信，裤脚还沾着泥，嗓子喊得嘶哑：“鬼子投降了！”他直起身就往当年逃荒路过的那片坟地跑，趴在老地方看了很久，阳光晒得后颈的疤暖暖的，像周大哥当年拍他后背的手掌。那时他14岁，终于能堂堂正正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此刻窗外的月光落在地板上，铺成一片柔软的银霜。我望着空荡的手心，仿佛还能触到父亲疤痕的温度。他中年时的照片摆在书柜最上层，黑白光影里他站在田埂上，脖子上围着围巾。自他走后，饭桌上再也没有谁讲起逃荒路上，周大哥如何把最后一块烤熟的红薯干塞给他，可每当8月的月光照进窗，我总觉得父亲还坐在藤椅上，指尖在想象中的包袱上摩挲，等着讲下一段往事。
这道疤从来不是故事，是那个年代给12岁少年的印记，是周家人用善意焐热的苦难，是一个民族在绝境里互相搀扶的力量。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纪念胜利，其实也是在替那些护着孩子逃生的“周大哥”们，替那些把故事讲了又讲的父辈，守护这份安稳。月光落在我手心，像父亲当年摸我头顶的温度——这大概就是他们当年盼的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日子吧。而父亲后颈的疤，早已成了我心里的碑，永远刻着一个民族从苦难里走出来的坚韧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