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安莹 王甜 蒋明睿 杨彦
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德馨于行，技精于勤”，旨在弘扬医者职业精神，强调医德与医术并重。健康周刊记者聚焦部分医生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这些最初的经历，或是独立担责时的审慎，或是直面生死时的考验，抑或是面对质疑时的坚持，不仅记下了他们从医路上的青涩和笃定，更体现出医生成长的不易。这些“第一次”，是医者群体以初心赴使命，用行动诠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生动注脚。
第一次上门诊
“屈指一算，在江苏省中医院已经工作了快半个世纪。”全国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消化道肿瘤专家刘沈林陷入了沉思，仿佛回到了初为医师的那段青葱岁月。
“第一次门诊”的记忆模糊了，但他至今仍记得自己在门诊上遇到的挑战：那是一位腹泻十余年的患者，他辨证论治后开了应对脾虚腹泻的经典之方——参苓白术散。复诊时，病人却反映效果不明显。辨证合理，方药经典，为什么效果不佳呢？他向自己的老师、国医大师徐景藩请教，“问诊有没有问仔细？”老师的提醒让他如梦初醒，果然几经反复询问，患者才清楚地形容出自己腹泻常伴有“肛脱坠胀感”，他改用另一名方“补中益气汤”对证脾虚而中气下陷，消除了患者多年疾病未愈之苦。
“从医从教多年，这件事我时时拿出来当作经验教训回味。”刘沈林说，做医生要向中医经典论著请教、向名家医案请教、向前人的经验请教，临床是最好的课堂，病人是最好的老师，深入学问思辨，才能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医经典之作，大部头的、小部头的，都要悉心研读。”说着他从书架上拿出《谦斋医学讲稿》《中医临证备要》两本书，当年他曾购买这两本中医经典小册子反复研读，直到书被“翻烂”。如今该书已经是第12次印刷，他买来送给学生们。
现如今，刘沈林早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消化道肿瘤专家，他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了《中医消化系统肿瘤病学》《脾胃病临证心悟》等10余部学术专著，但他还依旧保持着和当年一样的谦逊。“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他摇摇头说，“中医药学太博大精深了，学一辈子也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中医学术要创新，其路远而道长，不过是站在了古人的肩膀上面，最终还得脚踏实地看疗效。对待消化肿瘤的患者，他保持着中西医合作的态度，“能手术尽量手术，术后中医来发挥优势巩固疗效、减少复发转移、减轻化疗毒副反应，延长晚期患者‘带瘤生存’的时间。”
第一次独立手术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市胸科医院）胸心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邵丰记得，自己第一台独立手术是在成为主治医师后完成的。兴奋与紧张交织之间，他清楚这种机会不是每天都能有，必须不出任何差错。手术前一晚，他拿出自己多年来参与手术的复盘笔记本，不断做功课。第二天，这台肺癌切除手术顺利进行，术后邵丰频繁到病床前去观察病人，直到确定其安全无虞。
读研期间，他就跟在老师旁“看了”很多手术，那时胸外科手术以开放性为主，切口在25厘米到30厘米之间，“每次看到这么大切口，心里还是有一点害怕的。”即便当时只能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些基本操作，但只要一接触病人，做医生的神圣感就涌现出来。“怎么能让患者少出血？怎么比别人更好？”是年轻的他不断苦思冥想的问题。
如今邵丰已经成长为学科带头人，个人年手术量超过1000台，算下来十余年手术量已过万，但当年那个术前仔细准备的年轻人并没有“消失”。他还是一直保持审慎、钻研的态度，不断希望取得临床突破，造福患者。
“其实胸外科领域这30年来发展变化尤其快，如今95%以上的胸外科手术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方式来做。”他所在的科室是江苏最早开展胸部微创手术的科室，而他个人带领团队从推广肺部磨玻璃结节早诊体系，到构建国际领先的“精准荧光肺段切除创新体系”，始终以临床痛点为导向，首创10余项国内/省内首例术式。
邵丰认为，不能仅满足于把病看好，做医生还要不断思考，攻克目前还待解决的、处理得不够完美的点。时间给当初的选择填上了答案，“既然入了这个行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地做下来。”
“做医生，最基本的就是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头。还要勤于思考，善于学习，还得发现这里面的问题去重点攻克。”行医即将20年，他常对年轻人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敬畏生命，病人是医生的第一老师，他们信任你，你也得投桃报李。”
第一次被托付
“上海医生，谢谢你！”八十岁高龄的吴大爷做完早期胃癌手术后由衷地说。被亲切地称为“上海医生”的，正是无锡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安方梅。这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份特殊的“第一次”。
多年前，当吴大爷确诊早期胃癌时，高龄与心肺功能不佳让家人一心想去上海求医。是专业的解析与沟通，特别是那句“我也是上海毕业的博士”，让老人最终决定留在无锡。“年年岁岁花相似，但医生要有的，是让病人‘岁岁年年人常在’的担当。”安方梅坦言。最终手术成功实现治愈性切除，吴大爷从此称这一天为“第二生日”，更将这份重生的信任，化作了一个温暖的名字——“人民医院的上海医生”。
十三年前，安方梅从上海瑞金医院博士毕业，放弃留沪机会，来到“太湖明珠”无锡。满怀热忱踏入无锡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现实却给了她“第一次”的冲击：陌生的病种、远超教科书描述的复杂病情让她一度迷茫。直到科主任将几本厚厚的专业书和一沓泛黄的诊疗手记递给她：“小安，消化科的精髓都在这里了。”那一刻，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好医生！”
安方梅很快迎来第二个“第一次”。临床实践让她深刻意识到疾病远超书本范畴，探索奥秘的渴望催生了行动。在医院支持下，她购置了人生第一把移液枪、第一台冷冻冰箱、第一台离心机……一个标本接着一个标本收集，在临床诊疗的间隙，硬是开辟出一条临床研究的道路。十年磨一剑，2016年，她带着成果第一次站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台进行口头报告。
10余年来，从省自然科学基金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医院的“雁阵”人才计划，到无锡市卫健委的“双百”拔尖人才，她已经从当初的一名住院医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科室副主任。近年来，她和团队成员还致力于消化道早期肿瘤的筛诊工作，下沉基层，为无锡地区百姓的胃肠道健康保驾护航。
第一次不被信任
黄懿钖是南京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的年轻医生，她向记者回忆起“第一次不被信任”的经历。那是参加工作不久后的一个上午，诊室门被推开时，爷爷牵着孩子的手顿在门口，打量她片刻便皱起眉：“这么年轻哪能看病？”不等她解释，老人就拽着孩子转身离开。那时才二十多岁的她脸上还带着未脱的青涩，尽管已在精神卫生领域钻研了数年，却还是输给了“年轻”这个标签。
医生这份职业对她而言，本就是刻在骨子里的选择。母亲是南京脑科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小时候接妈妈下夜班的时候她会有机会和心理疾病的患儿接触。父亲曾在部队负责联勤医院的宣传工作，那些奔赴利比里亚维和的蓝帽医生总被父亲反复提起，在她心里早已种下“要当医生”的种子。大学加入心理社团后，她看着同龄人被迷茫困住，又想起自己童年被孤立的滋味，便在考研时坚定地选了精神卫生学。
成为儿童心理医生的八年里，她习惯了在门诊和治疗室间连轴转。白天要完成50多个挂号患儿的看诊量；晚上到学校兼职给学生做公益心理咨询，在那里她能有整段时间听青春期孩子说“爸妈为什么总把我当小孩”，用循环提问帮他们看见父母藏在唠叨里的担心，帮父母看到孩子们内心真正的需求。母亲是她的榜样——既能精准下诊断，又能靠心理治疗帮一个家庭解开心结，这种“两条腿走路”的能力，她至今仍在追赶。
如今她依然会遇到打量她年龄的家长，但更多时候，是孩子拉着父母的手走进来，说：“我想和这位医生姐姐说说话。”她不再刻意梳成熟的发型，诊室里摆着孩子们送的手绘画，抽屉里备着小糖果。八年间，那些被误解的瞬间早已淡去，留在心底的，是每个孩子敞开心扉时眼里重新亮起的光，是家长从“觉得心理治疗玄乎”到主动说“我们想聊聊家庭治疗”的转变。对她而言，从医之路或许始终有挑战，但只要能让更多孩子在成长的岔路口不孤单，那些被质疑的时刻，都会化为她继续努力的动力。
第一次直面死亡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介入与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建与医学的结缘始于一场误会。
“东南大学有个‘影像技术专业’，我以为是工科。”2007年夏天，刚从南通市如东中学物理强化班毕业的陆建，高考选择了这个看似与物理相关的专业，直到踏入医学院课堂，他才发现这是医学影像方向。“既然走不了，就硬着头皮学医吧。”这“被迫从医的开端”，也让他踏入到介入医学领域。
2014年巴西世界杯揭幕战那个深夜，正在读研二的陆建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迎来了首个夜班，也第一次撞见了生命的无常。
陆建回忆，那是一位正在被抢救的大出血病人。多学科医生紧急会诊，心肺复苏持续进行，各种操作反复尝试，但最终心电监护仪还是拉成了一条直线。当家属的哭声在病房响起， 26岁的陆建也忍不住跟着落泪。回到宿舍已是次日凌晨两点。他躺在值班室的床上，难以入眠，他索性起身看球——这是那个漫长夜晚里唯一的慰藉。
而这个夜班只是开始。当月他值的五个夜班里，竟有四次抢救，四位患者最终离世。
“住院医师，就该住在医院里。”带教老师这句话点醒了他。从那天起，陆建真的把医院当成了家。连续半年，他每周在医院住满六天，周日才回宿舍洗衣服，最拼的时候一个人管26床病人，每天裹着三十斤重的铅衣，从早八点站到下午四点，协助完成七八台介入手术。下午四点回到病房，又要处理新收治的病人，准备第二天的手术谈话。等写完所有病历，常常已是次日凌晨两点。十一年过去，当年那个面对死亡有些慌乱的年轻医生，如今已能更加从容镇静。谈起自己的成长，陆建说：“现在值夜班遇到抢救，我能够十分冷静地在短时间内作出判断，分析出病人的情况后，指导和统筹抢救，也会把经验传授给更年轻的医生。”
第一次抢救
“选择这个专业，最大的挑战就是独立进行全院会诊。”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史倞告诉记者，无论本专业基础理论有多扎实，会诊时候遇见的都是各个科室患者生死存亡的时刻，“平常刻苦钻研专业技术，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给患者留出一线生机。”
恶性心律失常、致死性胸痛、心包填塞……一个个危症、急症，无不考验着心血管内科医师在全院会诊时候的应对能力，尤其是在需要给全省医疗兜底的江苏省人民医院。
史倞回忆起多年前第一次作为全院会诊医师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时刻，仍是心有余悸。
“那是个肾功能不全合并了恶性心律失常的患者。”史倞回忆。他接到电话，就是肾科值班医师的焦急声音：“患者出现室颤，已经意识丧失了。”史倞毫不犹豫地建议对方立即进行电除颤，同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肾科病房。
就在他面前，患者再次发作了室颤，史倞一边进行电除颤，一边争分夺秒进行病情分析。患者面临的是死亡率极高的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作为心内科医生，史倞清楚地知道，除了药物治疗，最需要的就是给予临时起搏防止病情再发。
“但是，那一晚，患者家属坚决不同意手术治疗。”幸运的是，经过药物治疗，患者的心率被成功地控制住了，并没有再次发作室性心律失常。不幸的是，过了几天，患者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过世了。
“这个患者我会记住一辈子。”史倞告诉记者，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抢救不仅是与疾病本身的对抗，还是对医患沟通等医疗决策复杂性的综合考验。现在史倞所做的临时起搏的数量是全院最多的，面对紧急会诊，史倞也早已能够从容应对，但是第一次抢救的经历，那种与死神赛跑的紧迫感，以及最终失去患者后的痛心，始终提醒着他：医学的边界永远在探索中延伸，而医生能做的，就是在每一个“第一次”的积累中，不断精进技术，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