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寿命延长的伦理讨论，挑战了传统将资源分配、人口数量与生命长度简单对立的观点。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公众普遍倾向于优先延长个体的高质量生命，而非通过增加人口总量来追求总体幸福的最大化。这一偏好体现出对“人本伦理”的强调，即优先满足现实个体的生命权与福祉，而非追求抽象的总效用。同时，在寿命延长与生活质量之间，公众更重视后者，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态度与对稳定福祉的偏好。此外，寿命延长的伦理界限并非无限扩张。当寿命超过自然期待（如120岁）后，公众支持度显著下降，转而倾向于更广泛而适度的寿命分配。这表明寿命延长政策需以“集体反思性均衡”为基础，审慎界定个体寿命、生活质量与人口规模之间的伦理关系。在生命伦理治理中，公平不应仅以生命年限来衡量，更应体现在所有人实现自由发展与有尊严生活的权利保障之中。
——《地球人类生命的数量：寿命长度与人口数量的权衡》（作者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老龄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朱利安·萨乌列斯库）
当前中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24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4.1%，其中超半数老年人已接入互联网。一方面，随着老年人数字素养持续提升，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体系初具规模，健康管理、养老监护、场景化解决方案与家庭服务机器人等技术形态趋于成熟。国家多部委推动试点遴选与标准建设，显著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显示出政策引导与质量监管并重的治理取向。另一方面，我国已牵头制定养老机器人国际标准，将引领全球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标志着智慧养老产品进入智能化、精准化、适老化、无感化、医用化、便携化、标准化的新阶段，未来发展需进一步实现养老服务的场景化、全面化、个性化、普惠化、远程化、生态化的深度融合。
在技术变革、地缘政治与经济波动交织的全球不确定性中，有两个趋势已日益明确：其一，智能化浪潮势不可挡，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持续推动社会各领域的深度变革；其二，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可逆转，健康养老产业必将迎来全面发展。正是在这“两种确定性”的交汇之处，蕴含着数智老龄友好社会建设的战略机遇。未来需进一步加强政、产、学、研合作，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与服务的优化与创新，构建数字老龄友好社会，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老龄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左美云）
从近五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来看，随着国家养老政策重点逐步变化，我国养老项目的常见类型以及养老设施精细化不足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具体表现为：第一，在标准、政策的执行层面，部分标准存在内容相似、重复，单以命令性、限制性条文为主，缺少应对养老服务不同场景的灵活措施。第二，在硬件配置与运营结合的层面，存在空间设计与运营使用不匹配的问题，养老建筑空间设计与运营结合不够精准，专门设置的评估室使用率有限。对此，应以模块化设计为思路，通过拆分与设计不同空间模块，提升适用性。同时，要确定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使用者服务，在设计中要培养有爱和共情的能力，才能打造精细化的养老设施。
——《我国养老设施的精细化设计》（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老龄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周燕珉）
人类在人工智能交互中可能会面临“理性能动性”被侵蚀的风险。“理性能动性”并非仅为个体能力，更是一种“在理性空间中”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与道德责任承担而实现的社会性成就。唯有在他者视其为理性主体，并愿意基于此进行理性互动时，个体才真正具备行使推理与判断的主体资格。然而，人工智能并非道德主体，无法承担规范义务与判断责任，因此不具备在“理性空间”中参与的能力，也无法识别人类的理性身份。因此，人机交互日益频繁可能导致人类逐渐被排除出理性共同体，长远而言将削弱人类的能动性与主体性。这种威胁在养老服务或教育领域尤为显著，当人际纽带被算法中介取代，人类最终可能退化为无法进行规范性推理的孤独存在。在未来，应呼吁在养老服务等涉及AI深度嵌入的场景中，警惕“非人交互”对认同结构与道德实践的根本冲击，重申人类交往关系与道德责任在技术社会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具身化是道德能动性的条件吗?》（作者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老龄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罗伯特·斯帕罗）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以“科技向善”理念引导老年科技产业发展，在推动产业变革的同时也需要守护老年人的尊严与福祉。中国当前面临养老服务与养老产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张力亟需化解。银发经济的崛起为老龄社会带来全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但同时暴露出产品适老性不足、科技歧视、隐私侵犯等问题。因此，发展适老科技应兼顾三重伦理维度：技术伦理、尊老伦理与产业伦理。我们认为，发展人工智能与老年产业需回应“积极老龄化”要求，建立科技伦理审查机制，推动面向老龄文明的产品研发与标准制定。在实践层面，中国科学院合肥创新院已布局“人工心理工程”项目，将人工情感、VR心理剧、人机交互等技术用于老年心理干预，体现出科技向善在老年领域的具体落地路径。科技与老龄文明的融合不仅是技术议题，更是关系到社会价值重构与代际共生的系统工程。
——《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向善与老龄文明》（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老龄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王志良）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与技术创新发展双重趋势，人工智能在老年照护中的应用具有显著优势，如跌倒监测、健康预警、远程医疗、个性化服务和用药管理等，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照护效率和服务精度。然而，照护不仅是技术过程，更是一种伦理行为和人际关系建构过程。人工智能在突发疾病应对、情绪共情和价值判断等方面仍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照护者的角色。这意味着，技术应用必须伴随伦理思考，尤其需关注数据隐私、身体完整性、人格尊严与社会接受度。在这一背景下，护理专业人员应具备“技术伦理双重能力”，不仅要能与人工智能协作，更要承担技术监督与人文关怀的责任。在未来，应构建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并重的老年照护体系，让技术有温度，让陪伴无边界，进而实现老有所安的文明愿景。
——《科技与温暖的平衡：伦理与实践视角下的老年护理和照护》（作者为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主任，老龄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郭桂芳）
从科技嵌入晚年生活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AI在养老领域中所带来的伦理冲突与制度回应困境。当前以情感大模型为基础的陪伴型AI聊天机器人，正迅速渗透至认知退化老年群体的生活中，在填补人际关系空缺、提供情感慰藉方面表现出独特潜能。然而，技术嵌入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多重伦理问题：其一，AI陪伴可能通过算法设计制造“虚假情感链接”，掩盖其非人本质，从而干预老年人的情感判断与道德选择；其二，陪伴型AI的普及可能加剧“赡养责任转移”，导致家庭伦理结构与照护义务的异化；其三，长期依赖AI可能削弱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与社会参与动能，反而引发“再孤独化”；其四，隐私数据的算法利用与商业化处置，存在严重的信息伦理风险。针对上述挑战，应确立“AI+养老”情境下的伦理底线与适用边界，构建包括开发者责任、用户知情权与使用监督机制在内的分层治理框架。特别强调，“伦理嵌入”应成为生成式AI早期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守护老年群体的主体性与尊严，推动人文价值与智能科技的协同演进。
——《“AI+养老”中的伦理新挑战》（作者为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智慧医养分会副主任，老龄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