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冯圆芳
上世纪8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之场”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引发广泛反响，3部7卷皇皇巨著《记忆之场》成为法国公共记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1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记忆之场》节译本，同样在国内掀起热议。受此鼓舞，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名誉院长孙江决心推出该书的全球首次全译本。近日，“《记忆之场》全译本（第1—2卷）新书分享会”在南京先锋书店隆重举行。
何为“记忆之场”？提出30余年的这一概念为何历久弥新？“记忆之场”对中华民族的记忆构建、遗产保护、文明传承有怎样的启示？
理解“记忆之场”，首先要将“记忆”与“历史”区分开来。诺拉认为，记忆是当下的现象，是经验与现在的联系，历史则是对过去的再现。因此相比历史，记忆是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而是探究关于过去的现在记忆。
孙江认为，“记忆之场”这个概念中，记忆并不仅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保存过去之事的装置，而是，一如诺拉强调，“记忆不是回忆，而是身处现在，对过去的统筹布局和管理”，是一种“现在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历史。
《记忆之场》一书展示了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诸多“记忆之场”——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象征法国专制王朝的巴士底狱，这一“狂暴之日”后成为法国国庆日；大革命圣歌《马赛曲》，不仅是最早的现代国歌之一，也成为19世纪全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有力符号；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而建的埃菲尔铁塔，起初被嘲笑“令人眩晕、怪诞可笑”，后成为彰显工业力量和科学精神的“现代法兰西的象征”；马塞尔·普鲁斯特，其致力于书写回忆的《追忆逝水年华》，在经历漫长的荣辱浮沉之后，成为关于法国文学的“记忆之场”。
“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是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并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当下的历史。”孙江说。在南京大学新传院教授杜骏飞看来，“记忆之场”作为记忆的存在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激发和唤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李恭忠进一步诠释，“记忆之场”是一个包含动作涵义的“动名词”，是再生产性的和功能性的。
“记忆之场”的视角对今天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充满启示意义，也呼应了这两年的一句流行语：“让过去拥有未来”。对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她同样需要寻找、确立和镀亮那些“记忆之场”，推开一扇扇联结过去和现在的“时空之门”。
诺拉强调，“记忆之场”并不等同于物质性遗产，一味地兴建乡村博物馆、放大一栋历史建筑的涵义，对传承记忆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记忆之场”事实上主要指的是非物质性的存在。这和我们今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的坚持，有着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深意。
分享会上，远在大洋彼岸的皮埃尔·诺拉隔屏送上祝福，期待中国学者早日写出属于本民族的“记忆之场”。现场也有读者发问：如果有一本属于中国人的《记忆之场》，它可能包含哪些地点、日期或事件？
“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压舱石’，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交流互鉴，扩充我们的襟量，开拓我们的思维。”孙江说。与前人相比，AI时代的来临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这一背景下，历史研究、学科构建必须坚持‘现在中心主义’，抛弃那些无意义的知识生产，更关注当下人的情感、记忆、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以此为基点，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前提，建构属于我们的‘记忆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