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波
制度型开放的提出有三个重要时间节点：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部署。
“制度型开放”对应“流动型开放”，二者既有区别，又深度关联。所谓流动型对外开放即强调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的对外开放；所谓制度型开放即强调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对外开放。二者都是为了促进贸易、资本、人才、技术、服务等自由流动。但是二者是开放的不同类型，指向开放的不同阶段。制度型开放是在流动型开放基础上的突破，是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制度型开放深度赋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内蕴着一种开放哲学。制度型开放从着眼于事物、要素，到着眼于事物、要素运动背后的规则和规律，是一次开放观的深化；制度型开放瞄准开放发展实践中的痛点、堵点，使其更加贯通、关联、协同、融合，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制度型开放遵循开放实践的辩证发展和辩证运动，是开放实践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必然要求；同时，制度型开放也是全面改革和系统集成改革观的体现和必然要求。
制度型开放是高质量对外开放的载体和体现；是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必由之路；是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开放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国内大循环、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建设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的建立和完善，谋求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苏州大学期刊中心主任、《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