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治道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 赵 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一重大判断，为我们激活中国传统治理之道，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演进中，积累了异常丰富的治理经验，形成了系统的现实社会的治理智慧和制度安排。一些低费而高效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技术，不仅记录在《四书》《五经》中，更记录在以文言文写就的历代典籍中。尘封千年的大唐治政匡政巨著《群书治要》，就是一部以文言文写就的“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国理政的大宝典，至今仍能给人以智慧启迪。

就人文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中国传统的治理之道也有颇多可资镜鉴之处。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奠定了中国人文的基本底色，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反思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治理经验，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我们的文化从来是重本抑末的，反映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就是重义轻利，强调“利者，义之和也”。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一种德性的文明，甚至中国古代的传统科学也是一种德性的科学。

类似“重本抑末”这样有价值的思想其实还有很多。例如北魏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提出的“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对于我们今天走集约化、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无疑具有深刻启示。北宋程颐在反对“作文害道”时指出：“圣人《六经》，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则生人之用熜。后世之言，无之不为缺，有之徒为赘，虽多何益也？”这也提醒我们，那些“无之不为缺，有之徒为赘”的冗余式文化生产，其实是“伤心气”“害于道”之举。文化是极精微的东西，最怕一哄而上，搞出一堆泡沫，那是最没文化的事。还是要像老祖宗讲的那样，正心诚意，沉潜涵泳，争取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作者为江海学刊杂志社社长、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