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十一”。
或许是人老了爱回忆，也或许是周边的一切总让我感慨万千，越到一些重要时刻，我越想提笔写点什么。
我75岁了，做了半辈子群众工作，写过无数篇文章，有报告、通讯、记录，退休无事，便与爱人时常翻看，试图从落款日期里找回那年那日的记忆。有时，一个墨点子都会引发联想——“你那时候肯定是犹豫了，在想怎么写。”她说。
我为人并不优柔寡断，但手写文章，哪像用电脑输入，有不合适就按键删去。我唯有两篇内容毫无涂改，一气呵成：一是我的入党申请书，二是我初中毕业考学时的那篇作文。
我至今还记得，那篇作文的命题是“党培养我初中毕业”。
我小时候生活在句容农村，父母在我初中时相继离世。那时我住的是茅草房，喝的粥能照见人影。如果不是村委的帮扶，不是书本上的伟人语录鼓励，我几乎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那篇作文我已经不记得写了什么，但还记得当时那种对党，对社会，对共和国最朴素的情感。靠这篇作文，我才考进了南京动力学校，让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实我这一生，也见证了太多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曾经在南京化工机械厂工作。永利铔厂是如今江北新区大厂街道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的前身，它是中国第一座化肥厂，于1937年成功生产出我国第一包“红三角”牌硫酸铵（当时叫“肥田粉”），打破了中国不能生产化肥的历史。我们厂做的事，就是为永利铔厂（当时称南京化肥厂）生产机器。
刚进厂的时候，周边一些工厂的环境非常糟糕，我们调侃“三条龙冲上天”——白龙是蒸汽，黄龙是硫气，黑龙是烟尘。现在经过环境整治，这里绿化茂密，天空碧蓝。以前，工人的工作环境差，不少人因此患上职业病。现在，我儿子在扬子石化做调度员，绝大部分工作对着电脑就可以完成。
回过头看，很多我记录的情况能体现这些年社会矛盾的变化。
比如改革开放前，我处理的矛盾最多是夫妻拌嘴、邻里纠纷这些小事。后来改革开放了，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想法复杂了，各种问题就多了起来。我在当时的扬子第五社区当社区书记的时候，就处理了不少民间信贷的问题。
再后来，江北新区设立。我被六合法院聘请为陪审员和调解员，调解过不少因土地拆迁而冒出来的纠纷。我对一个案子印象深刻——一户家庭因为拆迁，一夜收获百万补偿款，男主人就开始赌博并败光家业，还对妻子家庭暴力，妻子不堪忍受，起诉要求离婚。
那男人嘴脸丑恶，行径无赖，我气得不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滥赌还欺负妇女，简直无法无天！”回到家怒气冲冲地把这事跟爱人一说，大骂“现在不如从前，人心真是坏了”，爱人却劝我：“这些都是少数情况，你怎么不往大了看，往好了想呢？”
在六合法院工作十年，我调解了近3000桩案子，被当事人指着鼻子骂脏话的时刻多的是，接触的都是负能量。但我梳理脉络察觉到，这是社会向好变化带来的。
就拿江北新区设立后这几年来说，大江北岸的面貌焕然一新，农田变高楼，荒山变景区，街道、园区里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的，都是从全国而来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这片曾被人看作是城乡接合部的地方，如今成了有活力、国际化的现代都市。
我们都已经老了，现在的孩子则真正是新中国、新世界培养出来的“后浪”。我的孙子正在读大学，正是对社会思潮有兴趣、对报效国家有激情的时候。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既会为战争中罹难的平民悲愤，也会为科学技术的每一步前进兴奋不已。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新中国75年巨变中之不变——
不论在哪个时代，总有一面旗帜引导着我们，总有那么多人，追求平等和自由，对国家和人民有着坚定的信仰。
变的是世界，不变的是我们。
本报记者 陈雨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