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 雯
十几年前，我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满地满墙扎堆放置的古代陶俑、瓦当、古砖、青铜器、瓷器，感到很震惊。他随便挑了几个说唱俑出来，解说其时代、形态优劣、风格流变等，有鼻子有眼。他还时常买一些文物鉴赏、国宝鉴赏的“砖头书”，并批驳其中的错漏和误判。他说的话和做过的事，也为我铺陈了从个人视角出发的访古之路。我买来各种文献，订阅《考古》《文物》等期刊，开始热情地“始于足下”，有目标地进入各地博物馆观摩文物、做笔记、写心得。陶俑、瓷枕、青铜尊、青铜爵、香炉、堆塑罐、碑刻……在我眼前不再是无关之物，它们是“资治通鉴”的另一个渠道。
其实这些都是种子。
后来，我以这位引路人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石燕》，背景地放在了三峡巫山。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三峡文物出土的繁盛时期，三峡热在那个时代达到高潮，民间故事斑斓芜杂，那时候有很多人去三峡巫山一带捡漏，市场经济的触角在这里生长，也有不少烟火人生，得意、失落、彷徨……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三峡好人》，就是那时的真实写照。但我所呈现的是这些当地人与文物的故事，互相纠缠，互为命运。由此，我也洞见了考古博物与文学叙述的互融与边界开拓。
我喜欢寻古访古，其间所需要的求证、辨析、推理，让人获得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文明之美、思辨之美。
后来，我将目光放在了更小一级别的地市级、县级文保单位和博物馆，在残碑、石刻上追寻乡野中被人忽略的精品。看得多了，便能在脑海中连贯起一些天南地北的文物，发现其中纵横交织的中华文明史。这就是逛博物馆的乐趣。有点类似“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快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藏品丰富、历史浩然，徘徊于那片古物之中，让人有一种沉浸式的迷恋。
因为在重庆主城工作居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便是我常去的地方，常看常新。比如专门去看青铜器、德化窑、摇钱树、牛文化、鼠文化系列，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便慢慢渗透出来。而旅行，是换一种方式学习。我在外地的博物馆里，集中看到了某类文物，比如看到山西博物院里展出的金朝瓷枕系列，规模宏大，就想又回头来看看重庆、四川地区相关的出土文物。周末得闲，我也会专门买一张动车票去外省，看展览。有趣的是，我在内蒙古博物院中，看到许多用桦树皮做成的水壶、箱子、板凳，结果走出博物院不到两千米，就看见人行道上满是金光灿灿的桦树，那种感觉真是奇妙啊，就好像可以在历史中任意滑行，滑行是有速度的，这从古到今的高速滑行让你瞬间对历史充满了意味深长的理解和再理解。
其实，到一个陌生地方，博物馆是最全面、最直接的历史之钥、文化之钥。博物馆以及残存古迹，展现的是书本之外的另一面，也有一些散落各处或不便于搬迁到场馆里的文保单位，它们依然值得我“行万里路”。
不断考古出土的文物、遗迹，会更新、完善我们对历史的定义和理解，更多的历史叙述角度进入当下，是一件好事，其中增加的文化趣味、文学理解、女性视角等，让历史不再是由几部正史作为代表，严肃、刻板的单一叙事。复线的历史观，也在这越来越多元的个人考古志、个人博物志中，得到了幽微、细腻、广博的呈现。
(节选自《访古记：一个人周末博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