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少勤
十八岁前，我囫囵儿在山村生活。炎炎夏日，没有空调，少有电风扇，风是我好朋友。风不需要赞美和感谢，从稻花香里来，向着桃李芬芳去。那年夏天，我的启蒙老师邓老师，也如风一般远去。如今，我从事教育工作，也成为传递温暖、播撒种子的风。风来风往中，我时常想起我的老师们，特别是邓老师。
我七岁多上小学。那时上学，奇怪得不可思议。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有正常入学的，有留级老生，有辍学又重新入学的，还有从二年级降级的。我是班上的小不点，操场站队时我一直是“排头兵”。学校不配备课桌椅，我自带的课桌和凳子是仨哥哥淘汰下来的，他们打小就身材高大，当时请木匠师傅加工就是大一号的，规格跟瘦小的我完全不匹配。
入学座位按各自课桌椅高低来排列。我带的桌凳高脚长腿，自然被排在最后一排。上课时，袖珍型的我端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就像一只顽皮小猴骑在高高树杈上。因居高临下，上课时有谁嘎嘣一声偷吃一颗蚕豆，或将鼻涕偷抹在同学衣服上，都尽收眼底。45分钟里，我大多是在“看戏”，开学几个星期了，我会背的课文，一直停留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太阳升”那句。
终于有一天，邓老师调整座位，我被调到最前正中位置，在老师眼皮底下，我也终于开始了真正的学习，不久当上组长，不久后的不久还当上了学习委员。有个星期天去供销社买盐，正好邓老师在跟村干部们聊天，出门时听到有人提我父亲的名字。“这小家伙是读书的好料，字写得像板刻的！”邓老师的声音从身后响亮传来。这句似无心实有意的表扬，让我足足骄傲了几十年，它照亮了一个农村懵懂少年的前程。
家访，那时多是对好学生的一种奖励。我眼巴巴地盼着老师们来家访。一年级结束了，没来。二年级第一学期过去一半多了，还是没来。
寒假前到学校领成绩单，邓老师将我拉到一旁，说张校长晚上要去家访。我撒腿就奔回家兴奋报告。父亲抡起扫帚，打谷场上尘土飞扬。母亲喝住父亲：“不扫了，快去抓鸡！”竹林里鸡飞狗叫时，有人喊我，是邓老师！我们没逮着鸡，空手跑出竹林。邓老师递给母亲一只土布包，里面有一刀猪肉，一瓶酒，还有几块豆腐。他急匆匆离开了，说待会儿陪校长他们一块过来。
傍晚五点光景，家访队伍来了。张校长给我发了奖状，摸了我的脑袋。被校长抚摸脑袋，是多么激动愉悦啊！若干年后，直至现在，我也喜欢轻抚孩子们的小脑袋。冬天天黑得早，父亲在堂屋里点了两盏煤油灯，桌底下架着炭火，张校长脱下袄子，灰色毛线衣有几个洞洞。父亲请来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大伯父陪客，他和母亲在厨房里忙活。
晚饭时，一桌子菜，张校长他们没吃什么，倒是给我夹了不少肉。离开时，张校长和邓老师他们，每人递给母亲两块钱，说是晚饭钱。两块钱，差不多可以称3斤猪肉了。母亲急得涨红了脸，张校长说是规定，大伯父见过大世面，他紧紧握着张校长的手，好久才松开。
二年级结束后，邓老师又开始接手教新一年级。我少不更事，从未主动找过邓老师。小学毕业，我即将到镇上初中读书，才想起向邓老师告别。“你的语文不用担心，但数学不能跛腿，爱才有动力。”原来，他对我的成绩一直关注，数学成绩忽上忽下确是我的心病。
初二那年暑假，我跟着姐夫学做小买卖，就是将外地水乡的小鱼干贩卖到我们那山旮旯。那天中午，我挑着两袋鱼干，误打误撞地跑到邓老师的庄子，竟然还在他家门口扯着公鸭嗓子叫卖。邓老师老了瘦了，脸色不好看。他问起我的情况，我一一汇报。“男孩要吃苦锻炼，但不要误了学习正事。”他叮嘱我要有志向，将来当名好老师。临别，邓老师递我一顶草帽，让我挡挡烈日。在他家门口拐弯处，我回头招手，邓老师的手动了动，但没举起来。
不久，噩耗传来，邓老师走了。
“爱才有动力”“男孩要吃苦锻炼，但不要误了学习正事”“将来当名好老师”，几十年来，邓老师的话常常在耳边回响。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