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是这样：我出门去找父亲，找着找着，天暗下来，风大了。我站在一条弄堂口，兰花街或者豆粉园，捂住嘴打一个哈欠，然后在弄堂口的烟纸店买一小包干草橄榄，一路吃一路回家。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的苏州，街头冷落车马稀，偶尔有一部自行车踏过，我们这些小孩子会驻足很久。晚上的街头更冷清，就像母亲心情不好时下的面条，一根葱花都不肯放。
我没有一次找到过父亲，他总是比我先到家，占据着家里唯一的靠背椅，吃粥，吃咸菜红烧小鲫鱼。吃过夜饭，父亲有时会给我和妹妹说上一段书——他曾经是一个评弹演员。《颜大照镜》，张鉴庭的张调：“小姐送一碗茶出来，叫我一声颜相公，倒说面孔涨得汹汹红，上下周身吓得零碎动……”父亲一向心不在焉，做事丢三落四，但是他说评弹的时候很凝神。
封煤炉，不早了，阿拉要睡觉。母亲手里举着一把火夹进来，父亲接过火夹，拖着张调去封煤炉。父亲说他是小苏州男人，而母亲是大上海女人。小苏州男人这样：中山装老棉袄，一只手拎一把火夹，缩头夹颈地封煤炉。大上海女人这样：头发上带着塑料头发卷，泡泡纱睡裤吊在脚踝，手里拎一只马桶，嘴巴里阿拉阿拉不停。
煤炉封好，闻着最后一丝烟火气，家里安静下来。而雪，就在这时候落下来。
生在苏州，说是天堂，却很少见雪。因为不常落雪，苏州的冬，阴天最多，怪冷的天气里，难得见一丝阳光。如果是雨天，还要难过，一脚两脚统统是水，身上湿拖拖，有长绿毛的嫌疑。哪有落雪好，空气清爽，眼前亮得像一百瓦电灯泡。不过难得有一场雪落在苏州。
父亲出门去干什么，是我童年生活中一个最大也最难解开的谜。谜底是这样：父亲吃过晚饭，封好煤炉，一个人跑到荒芜的城墙上哼唱评弹。轻声低吟的父亲，手心里有一把虚拟的琵琶——张教头是怒满胸膛，骂一声，骂声贞娘你不该应。
下雪天也不间断。父亲站在阴气弥漫的江南雪中，且唱且弹，张扬得很。
去年冬天我在延安过年，正赶上下雪。西北的雪才叫雪呢，整个延安全白了，是一件臃肿的羊皮袄。我踩着小腿深的厚雪，享受着脚底下咔嚓咔嚓的快感。苏州雪是谦虚的，不声不响只沾湿你的鞋底。晚上我站在延河大桥上，眼睛所见除了雪就是无数盏晃动的红灯笼，蓦然回首，就见江南落雪天中的父亲，静静地立着。脸模糊不清，只看得出一个轮廓：中山装老棉袄，一只手拎一把火夹，缩头夹颈地封煤炉。
买上车票，回苏州。即使父亲已经不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定正有一场苏州雪等着我呢。
一个晚上，花静静地绽放，我来到苏州的山塘街。清人的《姑苏繁华图》曾对此作过细致的描绘。七里山塘曾经有过什么呢？塔，寺，桥，会馆，街道，铺面，墓，碑。“苏州街，雨后穿花鞋”，指的就是山塘街。街的安静令人惊心，只偶尔滑过一记自行车铃声。山塘街的住户基本都是上年纪的人，早早吃夜饭，早早上床，夜生活是热被窝里的一只半导体，唱着叮咚的弹词。青石板小路，堤岸，垂入山塘河的柳条，各种形状的桥隐没进夜色，或明或暗，错落有致，家门口搁板上养着盆花。信不信由你，这还是白居易的山塘，大体格局几乎没变。
夜里的山塘简直就是我童年的翻版，路灯不算太亮，偶然的声响来自山塘河鲫鱼，寸把长的模样，跳出水面，吸口气，再沉入河底。光线从门板里透出，缭绕着一丝烟火气，咸菜红烧小鲫鱼，我差点要出门去找父亲。
这时候，如果有一场雪，落雪山塘，落雪苏州了，父亲他会不会自己回来？我出门的时候，父亲总是已站在城墙上，和几棵香樟树混杂在一起，树叶阴影此时成了父亲忠厚的听客：张调要听，蒋调嘛最好也听听，呶，听不厌的。等到我把自己缩成一只田螺，贴牢墙根，一门心思去寻他时，父亲已经心满意足地躺进被窝。
我总是慢半拍，跟不上父亲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