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冬，我已经找好了工作，准备到江苏教育学院教书。一天晚间，在宿舍里高谈阔论，硕士导师张宪文先生翩然来访。说到三年来蹉跎的岁月，颇有所学甚少、愧对当年考研辛苦之慨。张先生说，你考博吧。于是临时起意，考了博士生。张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导茅家琦先生，两人共同负责我的博士学业。如今思之，有两位南大荣誉资深教授联袂指导，实在是我终身的荣幸和骄傲。
茅先生很严格，硕士论文答辩，我在毕业生登记表上潦潦草草签字，茅先生很不满意，说写字有好有孬，但应当工工整整，还是崔之清先生从中缓颊，先生才勉强同意签字。
那时，林刚、池子华、谢世诚和张守广与我同届，师兄们好学深思，著述颇丰。我此前已心怀畏惧，也深知自己硕士阶段所学甚浅，到了茅门，自然缩手缩脚。第一次课，去先生家中上，更加紧张。到了先生家，他已经为所有人冲好咖啡，一边喝，一边问到大家的“史学方法”。我硬着头皮瞎说一气，说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到施坚雅的“集市”理论，扯到当时刚刚介绍到国内的“计量史学”，茅先生很认真地听讲，最后问，“你自己的方法呢？”
茅先生说：所有“方法”，归结到本源，无非是归纳、推理。各家之不同，其实是对资料掌握程度不同，见识有深浅，问题意识不同，归纳、推理的路径不同。但成一家之说者，都得逻辑清晰、严整。最后，茅先生交代大家，先读《资本论》第一卷，作为必修课，同时要翻译一本外文书，作为锤炼外语的入手。
茅门三年，如白驹过隙。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袭来，冲得我踉踉跄跄，先生教我的东西，在粗粝的生活中，差不多都还给了先生。古语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在茅门读书时却“不识庐山真面目”。所以，看先生的先生罗尔纲教授的《师门辱教记》，我惭愧自己入宝山而空手回。先生的存在，对于我而言，是在工作以后慢慢体会到的。我常常庆幸，1994年博士毕业后留在了南京大学工作。作为一个已经出了师门的不成器的弟子，慢慢有了接触茅先生思想新境界的机会。
茅先生1927年生，1947年考入当时中央大学经济系，1951年留校任教，1956年转入历史学系。当时太平天国史研究聚集了无数学术大家，年轻人想要崭露头角十分不易。但茅先生显示了求新求真的史学研究特质，陆续发表《我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一点看法》《太平天国的“田凭”是发给谁的？》《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迅速成长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名家。1964年8月7日，茅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了《论李秀成》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对李秀成经久不衰的辩论，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仍有大量的相关论述问世。然而，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点名“批判”。一天，南大老校长匡亚明看到心事重重走下西南楼台阶的茅先生，安慰他说：“不要紧张，再写文章！”一句简单的温慰之词，伴着茅先生走过了艰辛岁月。
之后茅先生把研究目光投到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开拓出一系列决定今天南大历史学科地位的新领域。除了台湾问题研究，茅先生同时开始研究晚清以来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1993年，他和研究生合作出版了《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在此书中，茅先生提出不少重大理论问题。传统学说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形态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茅先生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小农经济时代长三角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他还指出，人的思想认识对于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指导性作用。随之，安庆、南通、无锡、苏州、扬州等城市近代化问题，陆续被深入钻研，形成了对于长三角地区近代化诸要素贯通、综合研究的学术潮流，对于今天思考长三角现代化走向和趋势，亦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先生虽然退休20多年了，但几乎每年一本书。其思考的境界，也早就超越了一般史实的积累，在历史动力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人文精神与人生论等领域，勇猛精进，新见迭出。
先生推崇逻辑能力训练，这些年，他一直跟我讲大学应普遍开设逻辑课程，培养学生的“思力”，即辩证思考、深入思考的能力。他说，希腊时代，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建立起逻辑学基础，后经历代增益，体系宏大精密，对近代哲学体系、知识体系、科学体系影响巨大。而我们在“白马非马”论之后，逻辑学鲜有发展，影响了思辨能力的养成、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创新能力。他引用清代大儒常州人赵翼的名篇“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说明“思力”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作为200卷《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终审组负责人，先生大量审读相关人物书稿，形成了对于人物研究的系统性看法。贯彻人文关怀，对以往一些学说做辩证扬弃，是先生晚近学术的鲜明特点，其见解之通透，令人击节。茅先生说：“历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的任务，主要是客观地衡量他在哪些方面推动了历史前进，起了多大的作用，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有哪些精神值得弘扬，至于确定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在历史上排名第一，还是第二，亦即替历史人物做政治鉴定，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
先生强调大尺度的历史思考，提倡以全球的视野观察人类社会的多元形态。他还把自然科学的进展糅合进对人类历史的思考，他说：人类往往只从人类社会自身的变量——生产力、阶级关系、社会制度等角度考虑自己的未来，经常产生“人定胜天”的幻觉，而环境和宇宙演进的规律人类远未掌握，其突发情况更非人类可以处置，人类及其思考很可能只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历史现象”，这需要我们常怀敬畏，不断思考，真正体现“人”之价值。
跟先生谈及这些无远弗届的问题时，可以清晰地注意到先生思想的开放状态，我间或有所论述或发现，先生总是静静地倾听。偶有书面指示，竟会称呼我“张生老师”。我担任了历史学院的行政职务后，先生特地送来专论罗家伦先生的文章，叫我细读体会……岁月静好，我总是能感受到身后先生关切的目光。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