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 锋
2月25日，“千年文脉·长江之歌——13省市党报、客户端联合文化新闻行动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办。会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长江文化史》主编徐吉军发表主旨演讲，深刻阐释了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和独特地位。
考古发现，让人们重新审视长江
“浩淼的长江从我国的中西部高原奔腾而下，穿过险峻壁立的峡谷，一泻千里，经巴蜀之地扑向江汉平原，一路上裹挟着风尘和无数的支脉细流，造就了大江东去的宏伟气势，最后在中国东南平原上构建了肥沃的长江三角洲。”
徐吉军是我国著名的长江文化研究学者，曾和李学勤先生一起主编过长达98万字的巨著《长江文化史》，他如此诗意描绘长江。
他认为，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无疑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们既相互冲撞、对抗，又相互影响、渗透、补充，是两支平行发展、并驾齐驱的文化系统。针对过去人们习惯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他认为这种观念的造成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因为夏商周各代王朝，建都皆在黄河一带，长江流域相对偏远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人们对长江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徐吉军看来，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证明了早在史前时代，长江流域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例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不晚于仰韶文化，而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其发达的程度已使许多人深感惊奇。
第二，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不少因素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比如说夏商周三代最流行的青铜器纹饰饕餮纹，便很可能是从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纹蜕变而来的。
第三，从上古到夏商周三代，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从未间断。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以致长江流域一系列考古发现都出乎后人的意料。举例来说，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轰动海内外，证明了远古时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文化交流。
第四，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依赖于南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商周时期十分繁荣的青铜器工艺，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长江流域，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发现了当时的铜矿。
第五，早在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就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已有一些科学证据告诉我们，早在商代便有来自东南亚的物品出现在殷墟，同时，商文化的影响也伸展至遥远的南方。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长江影响深远
徐吉军从多个方面阐释了长江文化对中国物质文明的贡献。他用丰富的实例证明，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比如，在河姆渡遗址，学者们证明早在七千年前后，这一地区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稻作农耕；长江流域还是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绸片是我国至今出土最早的丝织品。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出土的葛藤纤维物、江苏铜山洪楼东汉墓出土的纺织图画像石、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绢面绵袍等文物，证明长江流域蚕丝业历史的悠久。
此外，长江流域是中国最早烧制釉陶的地区，中国的茶文化也起源于长江流域。“总之，长江流域是丝绸、瓷器、稻米、漆器以及茶文化、酒文化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等美称，其影响远及海外。”徐吉军说。
在精神文明方面，长江流域同样称雄于中华大地。徐吉军说，汉文化因素在长江流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很多人都知道，外国人称中国为China，是源自“秦”的音译，但也有国外学者认为“China”是“楚”的音译，这也反映了长江流域文化对世界影响之大。至于通称中国境内人口最多的民族为“汉”，称一个好人为“好汉”，一个男人为“汉子”，这些延续至今的称呼，不仅可证明汉代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也可窥见作为汉文化基础的长江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四大特征，为长江文明精准“画像”
长江文化博大精深，如何为长江文化精准画像？徐吉军归纳出长江文化四种显著特征：多样性与统一性、开放型与凝聚性、对抗性与交汇性、延续性与不平衡性。
他强调，长江文化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系统。所谓开放型，一是指它宽容的博爱精神，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恢宏气度；二是指它在吸收异质文化养分的同时，还能源源不断地输出自己文化的能量。徐吉军认为，长江文化的开放精神，长期以来积淀在它的发展机体之中，使其勇于迎接外来文化的冲击，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的优秀文化，以一种自由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断更新，并向外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凝聚性特点，正是长江文化伟大之所在，是长江文化富有生命力的体现。
“回望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无论是炎黄子孙的起源、华夏文明的发祥，社会生产的发展、历史进程的演进，还是思想文化的兴盛、民族精神的淬炼，都离不开长江的哺育和滋养。”徐吉军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