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新范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绿色县域城镇化，是基于绿色发展、面向生态文明的县域城镇化，其本质是回应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发展需求的价值重塑、题域重构以及路径重置，是中国城乡城镇化发展的一次绿色化再造，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实践。
绿色县域城镇化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的绿色县域城镇化，核心是要从城乡基层场域多主体绿色融合和有机互动的视野下，实现城镇化发展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持续变迁和行为模式的优化升级，从而深度达成县域“人的城镇化”这一历史命题的中国式题解和文明性证成。城镇化本就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空间等多重维度于一体的复杂过程，同时兼具过程性和结果性的经济社会特征。绿色县域城镇化，是一种具有环境友好度和生态质量值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其发展首要意味着对传统的非绿色发展的反思和超越。这就需要从制度到政策层面对既往模式留存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病灶从发展思维上进行“纠偏”和“矫正”。
绿色县域城镇化的价值意蕴体现有三：生成基础上，在谨慎地反思单向主义的城镇化基础上重构城乡共生关系；发展基础上，在规避增长主义的弊端基础上统筹县域内经济与社会、生态等多题域的城乡联动，以实现扎根性的绿色发展；具体体现上，融合人本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调谐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导向绿色实践结构化和制度化。
绿色县域城镇化的多重题域
绿色县域城镇化是在生态文明价值指引下、聚焦城乡有机协同的持续建设、具有复杂题域的城镇化。作为经济社会的城乡区域，县域城镇化的绿色化治理需要着力关注如下问题：
一是绿色县域城镇化的题域来源。在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历时性题域的共识性实现过程，容易出现经济题域对应有的协同性、包容性尤其是可持续性的挤压甚至替代，从根本上抑制题中之义的人本性。绿色化的县域城镇化，就需要更为持续有效地解决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对于“绿色议题”的浅表化、象征性、选择性等“悬浮式”治理，就需要在特定城乡融合式发展的视域中，将治理尺度选择放置到逐求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构筑绿色治理范式上来，形成“绿色之治”。
二是绿色县域城镇化的叠加题域。大致看来，绿色县域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包括：其一，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绿色化。譬如多规合一、交通规划、居住规划等绿色化。其二，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绿色化。首要的是产业政策的转型问题，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业产业以及具有绿色融合力和支持度的工业、服务业至关重要。其三，县域社会生活方式绿色化。诸如绿色交通出行有载体、有支撑，绿色生活能源使用、限塑落地、控制秸秆燃烧、污水处理有效，构建从家庭到社区县域联动协同的绿色社会生活支撑。
三是绿色县域城镇化叠加题域的关键问题。根本上，绿色县域城镇化是以人为本城镇化在县域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这意味着，县域城镇化的规划、建设、管理、运行和服务保障等，全面实现思维方式的绿色化、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本质上就是要构筑绿色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就要求，从县域层面来统筹和规划城镇化发展的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尤其是可持续性问题，迈向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多样、治理协同、绿色评价的健康型、高质量城乡融合式发展的城镇化。
绿色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绿色县域城镇化是一个凸显生态文明发展维度的、真真切切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一个旨在全方位缓释和消解城乡之间经济生态结构对立性的绿色社会进步过程。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展理念，代表了党和国家对新阶段践行绿色发展路径这一重大命题的新探索。新形势下的绿色县域城镇化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体与行动依托。这就需要设置更节约、更集约和更生态的新目标，来回应民众对于更充分环境权益导向下的高质量生活需求。
顶层设计——以“多规合一”规划重构县域发展格局。绿色县域城镇化，需要直面“绿色”与“县域”的更高内涵指向，发展高质量的城镇化。为此，要妥善处理好核心要素中人、地、钱的关系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质量，才能循序化解资源的有限性与发展的高标准之间的矛盾约束。尤其是从顶层设计出发，做好统筹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空间优化等相融合的国土空间规划，构建产城人协同发展的县域新格局。
经济发展——以产业深度着绿重塑县域经济体系。需要合理考虑将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结合起来，将科学统筹与分类治理结合起来。其中，尤其需要深入思考产城的城乡融合问题，合理选取治理单元和治理尺度，贯通并升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城融合、权益发展的管理服务链条，形成县域治理合力。
运行保障——以最严厉制度重塑县域绿色责任体系。至关重要的是夯实县域城镇化绿色化发展的责任体系。要在构建完备城镇化县域治理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强化行动力、形成责任链、达成治理力。其中，进一步强化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以全要素全过程为要求优化联动协同机制，以及细化以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为重点的绿色经济社会绩效综合评价机制等任务，亟待进一步深化。
（作者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苏南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研究人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技术驱动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的生成机理与提升路径研究”〈项目号：21CZZ02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