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 锋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也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体”指本体，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优秀文化，亦指科学的思想理论；“用”指实践。这八个字旨在将经义与治事有机结合，阐明了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意义。
翻开典籍史册，我们能够看到，最早提出“明体达用”概念的，是出生于今天的江苏如皋，并长期在江苏地区活动的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胡瑗。
胡瑗（993—1059），泰州海陵（出生地今属江苏如皋）人。因祖籍陕西安定（今陕西延安子长县），故人称“安定先生”。
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文化所副所长张永龙介绍，胡瑗是宋代思想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他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瑗青年时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他心志远大，十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后，胡瑗回到家乡，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他放弃科举，返回泰州，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即后来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办起了书院（私塾），以传道授业为生。
开始从教的日子里，胡瑗生活非常艰辛，住的是用蒿莱搭成的茅屋，吃的是藜藿之类的野菜，面对清贫的环境，他没有消极气馁，而是安贫乐道，穷且益坚，在教育实践中刻苦钻研学问，努力探索教育教学的方法和艺术。
从北宋景祐元年（1034）开始，胡瑗在苏州、湖州一带讲学，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被后世称为“苏湖教学法”。他首创分斋教学制度，设立经义、治事二斋。入经义斋的学生主要学习六经经义；治事斋则分为治民、讲武、水利、历算等科。学生进入治事斋学习，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向选一个主科，另外再加学一个副科。通过分斋教学，胡瑗将多门实用知识和自然学科纳入官学教学体系，改变了过去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局面，使得学生既能学到儒家经典，又能掌握实际应用的本领，投身到行政、水利、军事等实际工作中去。
在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上，胡瑗的突出贡献是提出“明体达用”之说，并将“明体达用”作为教育目标。
泰州学院人文学院钱成教授介绍，胡瑗的“明体达用”之说，最初是胡瑗的弟子刘彝在宋神宗召对时提出的。
《五朝名臣言行录》载：“安定先生在湖学时，福唐刘彝执中往从之，学者数百人，彝为高第。凡纲纪于学者，彝之力为多。熙宁二年召对，上问：‘从学何人？’对曰：‘臣少从学于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与王安石孰优？’彝曰：‘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自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二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
钱成解释说，胡瑗主张“明体达用”。在刘彝看来，胡瑗的“体”指的是属于仁义礼乐的道德标准，“文”是作为论道的儒家经典，而“用”是指依靠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的行为。由于以往历代“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造成诸多社会弊病，故而胡瑗“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但胡瑗只是把“文”作为“体”的一种表现方式，侧重在明其“体”而达其“用”。
胡瑗认为，“明体”，即通晓诗书经史子集和基本的礼仪规范和道德伦常；“达用”，即将所掌握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由此可见，胡瑗教育的出发点不仅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要培养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在他看来，学校不再是一个为了博取功名的应试场所，而是要培养经世致用、具备实际才干的人才。
千年以来，在胡瑗留下足迹的泰州、如皋、苏州等地，这位先贤的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始终闪耀着光芒，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南宋宝庆二年（1226），泰州知州陈垓在胡瑗讲学的地方设立书院，命名“安定讲堂”，成为泰州文教聚汇之所。经过历代的兴废变迁，安定书院旧址建起了今天的泰州中学。校园内，清代安定书院的东执事厅与客厅依然保存，大量展陈生动展现了胡瑗的教育思想。“明体达用”，也成为泰州中学一代代学子严谨恪守的校训。
在胡瑗的出生地如皋，建有胡瑗衣冠冢和安定广场。以胡瑗名字命名的如皋市安定小学内建有胡瑗像。著名的苏州中学，其前身可追溯至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创建的苏州府学。为了纪念苏州府学首任掌教胡瑗，今天的苏州中学校园内也同样竖立着一尊胡瑗半身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