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创办者与雨花英烈的“红色情缘”

1937年8月，《新华日报》由新近设立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组织筹办。报馆最早一批人员曾被关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等地，其中一些人的妻子、难友牺牲。他们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杨放之是《新华日报》创办者之一，他的妻子黄励牺牲在雨花台。杨放之，1908年11月24日出生在河南济源。学生时，他深受《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影响，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25年10月，杨放之经上海搭乘苏联货船到苏联远东的海参崴集合，同船有位求学者是来自湖南益阳的女青年黄励。

杨放之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资历比大他3岁、早入党两年的“老革命”黄励要“逊色”些。也正是这“后辈”赶“先进”的动力，杨放之与黄励间产生了一段深厚的姐弟之恋。从中山大学毕业后，杨放之曾到莫斯科担任中国代表团翻译和邓中夏的秘书，黄励曾随瞿秋白到柏林出席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

1931年9月，他们回到上海， 杨放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员、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黄励任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党团书记。1932年4月，杨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被判两年半刑期后，转入苏州反省院囚禁。1933年4月，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任上的黄励，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女牢。面对劝降，她坚定不从，牺牲前，黄励剪下一缕头发，交给同牢难友钱瑛，对她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绺，请你出狱后交给老杨。这时，他也正在西牢里受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7月5日凌晨，黄励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8岁。

妻子的牺牲，更激发了杨放之的革命斗志。1935年10月，杨放之获释出狱后，便投身到左翼文化运动中。在上海工作期间，他经常以“吴敏”的笔名发表文章。1937年10月，他受党组织的调遣来到南京，参加《新华日报》筹办工作，并随报馆迁往武汉。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吴敏（杨放之）先后担任编辑、编委、副刊主编、社论委员会委员等。

1938年8月中旬，吴敏（杨放之）、何云等率领报馆人员共15人，前往西安筹办《新华日报》西北版。然而，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同意“西北版”的出版。此时，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的朱德途经西安，邀请吴敏（杨放之）、何云到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去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率队到太行山办华北版，吴敏（杨放之）到重庆，回新华日报总馆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杨放之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计划局副局长、政务院专家工作局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外国专家局局长等职。2003年4月28日，杨放之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何云也是《新华日报》创办者之一，与他的同监室难友陶铸有过一段难忘的狱中友谊。

何云是浙江上虞人，1926年，他在中共党员钱念先的带动下，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宣传工作，并为《上虞报》撰写进步文章。1933年3月，何云担任“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宣传部长，3个月后被捕。这年夏季，何云被押解至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与陶铸关在一个“号子”。

谈起与何云同志的友情，陶铸曾回忆道：在一个黄昏，拘留所当局找我出去谈话，同志们以为我第二天一定要到雨花台去了。因为我的案情相当严重，在拒绝“优待”与谈话后，是准备给他们“打靶”的。当我谈完话，回到“号子”的时候，许多同志都面带愁容，何云握着我的手，为我张罗弄了一坛“饯行”酒来，劝我多喝点，我当时感动极了，心中发誓：我明早如到雨花台去，一定要死得很壮烈，才对得住这些同志。

夜深了，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何云突然爬到我的身边安慰我：明天万一我有不幸，他一定与同志们坚持到底，要我安心，我的家庭他亦要设法救济，一直陪我到天亮。后来我并未被打靶，传来消息是说我已被判处无期徒刑马上要送监……何云像孩子一样，为我高兴。我去监狱后，不久他也来了，也是背着一个无期徒刑……

1937年8月，何云与陶铸几乎同时被释放出狱。次年，何云与杨放之等赴西安筹办《新华日报》西北版未果后，率队到太行山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正式出版，最高发行量达5万多份，人员最多时有700多名。报纸不仅得到国内抗日军民的信任与依赖，就连美国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会都长期订阅该报。

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一周年时，杨尚昆在文章中写道：“一年来它曾克服了不少困难，突破了各种障碍，以坚强不屈的姿态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就是在极度困难的敌寇大举扫荡的情况，它也不断努力求得按期与读者们见面。《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努力，替我们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开辟了敌后新闻事业的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