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春，我的老家突然袭来一股寒流，雨水都在空中结了冰，像一根根冰锥降了下来。父亲说，好多年都没见过这样下“淋”了。5月份，我从部队回乡探亲，发现父亲不像往年那样精神，他说：“我一辈子没怕过死，可是我今年老想着会死。我也不是怕死，就是舍不得离开你们。”真是怕啥就有啥，我返回部队不久，就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多年以来我常梦见他，他的音容笑貌，为人处事，对我们的疼爱，历历如在目前。
炸 弹
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后因交不起学费辍学了，到县城一家中药店里当学徒。学了两年，这家中药店失了火。店老板认为是学徒们吸烟惹的祸，扬言要把徒弟们吊起来打，父亲和师兄弟们连夜逃走。
父亲逃到淮河边上的庙台集，姥爷将他多年积蓄的10块大洋给父亲作本钱，开了一家杂货店，卖些油盐酱醋。
那时候，老百姓家家都很穷，哪怕买回二两盐，都要回去校秤。父亲卖出去的东西，样样都给够秤。街邻街坊们都赞扬我父亲做生意实诚，回头客越来越多。后来，父亲有了本钱，开起了中药店。
就在这时候，我的一位远门大伯带着个十来岁的孩子“运周”投奔父亲来了。那时他们父子俩破衣烂衫，形同乞丐。父亲收留了他们，让大伯挑担给店里进货。父亲看他辛苦，每天等他进货回来都要弄上几个菜，喝上二两，跟亲兄弟没两样。
解放前，兵荒马乱。有一天早晨，“运周”从外面捡回来一颗手榴弹，他想要那个弹壳玩，就趁我母亲不在，把手榴弹放在锅灶里烧，想把手柄烧掉。他刚把手榴弹塞进锅灶里，母亲回到厨房，蹲在锅灶后面洗脸，突然 “轰隆”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房顶被掀翻，母亲昏倒在地。
母亲直到当天晚上才苏醒过来。“运周”闯下这么大的祸，父亲连一巴掌都没打他，也没将他们父子撵走。
红 包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年春节守岁的晚上，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包红包。
他大概要包20多个红包，放在一个木制托盘里。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一群穿着破烂的穷人来到店门前，高声叫着父亲的堂号：“俺们来给你拜年啦！”父亲一手举着托盘，一手将红包分给他们，不像是在施舍，而是在馈赠。
那时我对父亲的做法很不理解：为什么对这些穷人这样客气？父亲给我讲了一个“遇难又成祥”的故事。
解放前的一天早晨，父亲下门板，突然看见门板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扎着一把匕首，纸条上写着：限期三天把四十石（一万多斤）小麦送到指定地点，“否则拿人头是问”。看了这张纸条，父亲吓得面如土色。他知道这是土匪贴的票子，但他上哪儿弄这四十石小麦？
父亲在惊恐万状中熬过了两天，仍然想不出辙来。第三天，一群土匪来到庙台集北一里多远的高庄子。土匪头子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掼，暴跳如雷地叫道：“闫益堂（我父亲的名字）是个‘抗户’吗，怎么还不把粮食送来？”
正在这时，集上20多个穷哥们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及时赶到，发誓赌咒，为父亲求情，说我父亲做生意的钱都是拿的“小包钱”（高利贷），实在弄不来四十石小麦。土匪头子竟然被这意外的场面感动了。
打那以后，父亲一直像对待亲兄弟一样，敬着这些穷哥们。
“王神仙”
1962年农村实行“土地包到户”时，父亲从区卫生院退职回家种地，家里还常备一些急用药。人们都还记得父亲曾经是个看病的“先生”。
离我家五里路的沈楼有个孤苦老人，姓王，腿瘸，常发癫痫症，人们给他起个外号“王神仙”。他以乞讨为生，每当癫痫发作时，常常跌得头破血流。没有钱到卫生院包扎，他总到我家来找我父亲。
有时候正在吃饭，他血流满面地来了。常年不洗澡的人，浑身散发着臭气。父亲总是把饭碗一放，立即给他清洗、撒药、包扎。“王神仙”总是在父亲面前跪下，硬要磕个头才走。
1977年，父亲病故时，“王神仙”在霍邱县讨饭，当他回来得知我父亲病故，在我父亲的坟前长跪不起，放声痛哭。
父亲一辈子凭着他的善良、诚信，赢得了四村八乡农民的信赖和帮助，度过了那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岁月，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给他的儿女创造了幸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祖父留下的“文脉”
父亲的老家在山东，是我祖父挑着担子逃荒要饭，来到颍上县八里庄，租种地主的土地，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9岁时，祖父乞求地主，让父亲和他的儿子一块读私塾。读了两年，遇到灾荒，才因交不起学费停学了。
又过了两年，祖父把我父亲送到县城一家中药店当学徒。因为上学时间短，他连中药名字都认不全，所以父亲白天忙着打扫店铺、炮制草药、做各种杂务，晚上偷偷地学认字。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不仅生意做得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前夕，父亲就忙中偷闲地写春联。他买来红纸，一张张裁好，让我站在桌前拉纸，写好后，摊在地上晾，每天晚上都要写上十几副，一直写到大年三十。除了送给左邻右舍，还要送给街上的穷困户。
父亲除了喜欢写春联，还对戏曲很着迷。上世纪50年代初，春节前后，农民为了庆祝翻身解放，村村建剧团，庄庄唱大戏。每天晚上父亲总是提前关好店铺，带着全家人去看戏。
他站在凳子上，把我扛在肩膀上，每当苦戏唱到高潮，比如秦香莲拉着两个孩子被人追杀、跪地求饶时，他一手扶着肩上的我，一手抹眼泪。
平时不演戏时，父亲喜欢听别人唱戏。那时候，我家药店门前有个卖瓦盆的，二胡拉得好，“高梆”“豫剧”也唱得好。逢集的下午，卖瓦盆的收了生意，父亲就把他请到我家药店里来。让母亲做几个菜，两个人对饮，卖瓦盆的喝得高兴，就唱起来。父亲边听边喝，十分入迷。
受父亲影响，哥哥在读高中时，就迷上了戏曲和写作，立志当作家。1962年，他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后，结合当时的农村实际生活，创作出《牛哥娶亲》《王婆骂鸡》《要彩礼》等短篇小说，获省小说创作奖。他还把这些小说改成剧本，由公社宣传队演出。而我在上初中时就酷爱写作，后来当了新闻干事，转业后调到报社，写了数千篇新闻。
我喜欢看书，女儿也跟着看。她上到小学五年级时，就读完了《红楼梦》。后来她参加工作，撰写的第一本书就是《误读红楼》，先后出版了10多本书，成为青年作家。
古人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每当女儿的新书出版，儿子的摄影作品获奖，我就想起了祖父：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租种别人土地的庄稼人，他咋就想起来让父亲读书认字？是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让我父亲成为家族中第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是他老人家点燃了我家的文化火种，经过100多年的薪火相传，传到了我的子女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