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琦芳
近年来，“边界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从大学宿舍里的作息分歧，到卧铺车厢中是否拉帘的争论；从邻里交往中的“不要打扰”，到家庭内部强调“尊重隐私”“不越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边界”重新理解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怎样的距离。
这种变化有积极意义。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加快，社会关系更加多元，人与人之间不再完全依赖熟人伦理维系秩序。在高度流动、彼此陌生的社会环境中，明确个人权利、尊重生活方式差异、避免强行介入他人生活，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
但任何有价值的概念，一旦被泛化，都可能走向反面。当“边界感”逐渐从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变成解释几乎所有人际矛盾的万能概念，甚至成为拒绝沟通、回避责任、封闭自我的理由时，我们就有必要追问：如果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边界，良性的人际秩序是否就能自然生成？答案是否定的。边界像门，不是墙。门可以关，也可以开：关，是尊重；开，是联结。边界感不是闭门不相往来，它是文明的起点，而不是交往的终点。
边界感的核心，是承认每个人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价值选择和精神领地。但底线不是全部。人从来不是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孤立个体。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对“自我”与“他人”的理解，都受到具体社会条件的塑造。
公共生活本身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良性人际秩序的基础，不是单方面守住边界，而是权利与责任的统一。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由无数彼此隔绝的“个人领地”拼接而成的空间。邻里之间闭门不相往来、陌生人困境无人援手、公共事务置身事外，这种“过度边界化”的相处模式，看似守住了个体自由，实则割裂了社会联结、消解了人文温度。
从社会治理维度看，纯粹的边界坚守只能构建“无冲突”的消极秩序，却无法形成“有活力”的积极秩序，难以适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边界是堤岸，不是鸿沟；有堤岸，河流才不泛滥，但河流必须流动。一个健康社会，不能只靠降低交往风险来维持，还要靠增进公共信任来凝聚。
公共精神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持续交往中逐渐培育起来的，现代社会需要通过沟通形成理解与共识。共同体不是取消个体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彼此认同、相互合作的关系，使不同的“我”能够在共同生活中成为“我们”。中国人讲“亲仁善邻”“守望相助”，并不是要取消边界，而是强调边界之外还有情义、责任与担当。
真正成熟的文明交往，守边界而不封闭，懂分寸而有温度。它既反对以“亲近”为名肆意越界，也反对以“边界”为名冷漠疏离；既尊重个体差异，也呼唤公共精神；既保障个人自由，也强调社会联结。在独立与联结之间找到平衡，让个体保有空间，让社会饱含温情，才能实现有序而丰盈的共生。
（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