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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先 【将军年谱】 陈庆先（1908—1984），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2师35团排长，万源县独立营连长、副营长、代营长、县指挥长，中共万源、阆中、梓潼县委书记，卓克基、阿坝、绰斯甲特区委书记，金川省委组织部部长，甘肃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哈达铺特区委书记。参加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斗争，参加了长征。 抗战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大队长兼军事教员、班主任，新四军第5支队8团政治委员，江北游击纵队第6旅16团团长，新四军第2师5旅副旅长兼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第6旅旅长兼路西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坚持淮南津浦路西地区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华东军区第12纵队司令员兼苏北军区司令员、华中指挥部副司令员、江淮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10兵团参谋长、第23军军长。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训练部部长、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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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先（前排右二）、张静（前排左二）夫妇和子女们。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翻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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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先亲手为女儿编织的草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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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先将军遗体火化后，取出的部分弹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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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先将军故里纪念碑。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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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先之子陈永安阅读父亲写给自己的书信。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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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这3枚弹片，在父亲的身体里藏了50年。”7月中旬，河北省怀来县一小区内，陈庆先将军次子陈永安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锦盒，向长江日报记者展示1984年将军骨灰火化后清理出的遗物。
陈庆先，1908年12月出生，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父亲身上有一种本能的反抗精神。”陈永安说，父亲青少年时代饱受压迫、颠沛流离，直至投身红军，才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 作战勇猛，参军一个多月当上红军排长
黄陂区罗汉寺街道陶田村陈排湾东南角，绿树掩映中，有一栋青砖黑瓦的民居，这里是经过修缮的陈庆先故居。
76岁的陈永安回忆：“房子是后来修的，我爷爷是地主家的长工，奶奶是佣人，还要帮地主家带孩子，父亲小时候住的是茅草房，六七岁就给地主家放牛。”
陈庆先小时候很不理解：“为什么地主家的孩子要我妈妈带，我却要干活，我也是孩子，也该有人疼、有人带。”
“父亲当时的不解，就是‘反抗精神’的萌芽。”陈永安说，父亲17岁那年，再也不愿意在地主家扛活了，想到外面闯一闯，便跟着一位族叔到汉阳学裁缝，几个月后又经人介绍，进了武昌裕华纱厂。
陈庆先在纱厂发现，工人拼命干活却拿不了几块钱，受欺压还被拖欠、扣罚工资。他参与工人运动，要求工厂提高工人待遇，结果被纱厂开除了。
之后，陈庆先做过印刷工、卖水工、黄包车夫，还在地方军阀部队里当过兵。辗转漂泊的日子里，他痛恨旧社会的黑暗，愈发渴望找到改变命运的道路。
1929年，陈庆先跟着伯父去往四川万源，挑起货郎担走村串户，靠做点小生意糊口。但因当地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生活还是不支”。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入川东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下，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在万源，父亲接触到红军和革命思想。”陈永安介绍，1932年冬，父亲在万源卖货时，偶遇在红军工作队的表兄杜顺田，在其启发引导下，放下货郎担子参加了革命。
“红军进入四川后，打土豪、分田地，杀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我深受触动。”陈庆先生前曾向子女讲述，那时，他下定决心加入红军，是看到了“共产党能帮穷人翻身，让穷人能吃饱饭、能分到田地”。
陈永安讲述，父亲投身革命后作战勇猛，又因在军阀部队学习过文化和军事课程，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一个多月后，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排长。
1933年2月，四川军阀重兵围剿川陕苏区。万源县梨树溪战斗中，陈庆先冲锋时胸部和手臂被土枪击中。受限于简陋的战地医疗条件，胸部的铁砂、弹片未能取出。
1933年7月，陈庆先“经过六个多月的革命斗争，对革命道理进一步理解，为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向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25岁的他获批正式入党。
■ 两个月为红军补充新兵2400余人
陈庆先长征时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在跟随部队转战途中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稳固后方，保障主力作战。
“长征中，父亲不光是战士，还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地方行政、后勤保障和群众动员上，曾先后担任中共万源、阆中、梓潼县委书记。”陈永安介绍，父亲在万源工作时，许多妇女要求加入红军。父亲请示上级后，专门扩充了一个妇女连，负责护理伤病员、做被服、烧饭等工作。
1934年夏，万源保卫战打响，这是保卫川陕苏区的关键一役。战事胶着、物资紧缺，作为万源县委书记，陈庆先组织地方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发动群众抢运粮草、修筑战壕，动员青年火线参军，全力支援前线，稳固后方。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此役历时24天，歼敌约1.2万人。渡江成功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转移，踏上长征之路。局势改变，新的根据地亟待开拓，陈庆先临危受命，先后调任阆中、梓潼县委书记。
每到一处，陈庆先都快速扎根落地，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建基层苏维埃政权。彼时，川北历经连年战乱，民生凋敝，粮食极度紧缺，筹粮支前不易。
面对重重困难，陈庆先分类施策：对普通群众自愿征购物资，对开明乡绅晓之以理、借粮支援红军，对顽固劣绅坚决没收其剥削所得。
陈永安介绍，长征开始后，父亲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为红军筹集了大批粮食、物资，并为红军补充新兵2400余人。他晚年说，那时就认识到：“人民群众支持红军，红军才能打胜仗。”
陈庆先亲自动员参军的红军战士，很多永远倒在了长征路上，其中不乏十几岁的青年。陈永安回忆，父亲晚年常常失眠，即便服用安眠药也难以安睡，“做梦都是那些娃娃的脸”。
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岷江流域西进，进入包括阿坝、金川在内的川西藏族、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陈庆先先后担任卓克基、阿坝、绰斯甲特区委书记，金川省委组织部部长。
当时，因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恶意宣传，川西群众对红军有误解，纷纷躲进深山。
红军初进川西筹粮时，都是用布匹或盐巴跟群众换取，群众家中没人，就不能自取。
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剧团宣传员孟瑜后来回忆，队伍行至一个村庄时，被居民家中酥油香味吸引，他们好多天没吃过饱饭，但居民家中没人，谁也没动酥油，大家还专门找到一块木板，把酥油桶盖严实。
为寻访居民，陈庆先和战友们翻山越岭，依靠通司（翻译）宣传革命主张，他自己也主动学习藏语，带头帮藏民下地劳作，逐渐赢得了群众信任。
在陈庆先的发动下，藏族群众甲尔格·捷克生投身革命，担任格勒得沙绰斯甲县革命政府主席，配合红军3次击退土司武装进攻。红军北上后，他被反动匪徒杀害，壮烈就义前高呼“红军一定要回来”。
■ 翻雪山救下的“红小鬼”后来成了将军
陈庆先曾跟随红四方面军部队三过草地、数次翻雪山，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他才走完了长征路。
“父亲在长征中救过的一个‘红小鬼’，1961年成了开国少将。”采访中，陈永安讲述了翻雪山时的一段故事。
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红军长途艰苦跋涉，缺衣少食，很多战士长眠雪山。
1936年6月，陈庆先牵着马、带着队伍爬夹金山时，走到半山腰，突然听到极其微弱的呼救声。他四处寻找发现，有一名小红军倒在雪堆里奄奄一息。他赶忙叫警卫员帮忙把人从雪堆里挖出来，用自己的马把小红军驮过雪山。
20世纪70年代，陈庆先经历一场大病后，在济南家中休养。一天，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的任思忠少将登门看望他。一进门就喊：“恩人，恩人啊！”秘书告诉陈庆先：“任副政委来看您啦。”陈庆先疑惑地表示：“我不认识任副政委啊，他为什么来看我？”
任思忠说出夹金山上的往事，说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陈庆先才回想起来。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川康边地区苦战数月，遭受严重损失。1936年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张国焘迫于全党全军的压力，放弃分裂计划，同意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越草地。
陈庆先当时疟疾复发，又连续多日吃不饱，身体十分虚弱。他拄着拐棍，始终咬牙坚持。为了不掉队，每次部队休息时，他都提前出发，自己先赶一段路，最终跟大部队一起穿越草地。
红军长征胜利后，陈庆先被选送到位于陕西省定边县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2月毕业后，他留任中央党校学员大队大队长兼军事教员。
“父亲71岁时做了一个大手术，但他始终保持乐观。”陈永安回忆，父亲说，枪林弹雨中负伤7次都闯过来了，一个手术不算什么。父亲还口述了两首小诗让姐姐记录，其中有一句“戎马人生五十载，区区小刀奈我何”。
■ 11枚铁砂、弹片留在体内50年
长征万里征途，鞋子是最大的损耗品之一。当时物资匮乏，哪里能人人穿布鞋？很多红军将士穿草鞋。陈永安回忆，父亲多次给子女讲过长征途中“打草鞋”的故事。
打草鞋是红军的必需技能，红军安营扎寨后的第一件事情往往就是找草料、打草鞋。路边细长的杂草、捡来的破布条子，都是打草鞋的原料。
朱德经常带头找稻草、寻麻绳、打草鞋。他常说：“只要肯动手，穿鞋不用愁。”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刊发邓小平的文章《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呼吁要把解决战士们的草鞋问题提高到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位置上来认识。
陈永安回忆，1966年，在西安读军校的大姐陈君给父亲写信，说她和同学们要重走长征路。父亲收到信后很高兴，要给大姐打草鞋。
陈庆先当时因病在武汉休养，住在武昌区紫阳湖附近。他找到附近农户，要了一些稻草编起了草鞋，编完了还亲自试穿。父亲还跟母亲开玩笑说：“这么多年没编过草鞋了，手还不生。”
“看到父亲编草鞋，读中学的二姐也吵着要，父亲一共编了三双草鞋，大姐两双，二姐一双。”陈永安说。
陈庆先次女陈青回忆，父亲因身体原因，给她打的草鞋，其实只完成了一只。
1984年1月19日，陈庆先在济南逝世，享年76岁。陈永安回忆，父亲去世前一天晚上曾嘱咐他们：“明早给我做一碗小米糊糊，加点青菜，带点咸菜。”
8月初，记者在位于黄陂的长乐园陵园将军园看到，将军和夫人的半身铜像雕塑掩映在葱郁树木之间，将军戎装肃穆、风骨凛然，夫人神态温婉、安然相伴。
陈庆先逝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他的骨灰送回黄陂老家安放。陈永安哽咽着回忆：“我们从父亲的骨灰中清理出铁砂、弹片共计11枚，留在父亲体内长达50年。我们把一些捐给了博物馆，3枚弹片保留在家中。”
【故事】
◎ 长征途中的婚礼
陈庆先和夫人张静是在长征途中结婚的。
张静，原名侯文秀，是四川阆中人，1933年冬加入红四方面军，次年被分配至红军工农医院做看护员。1936年5月，陈庆先患上疟疾，住进红军工农医院。
陈永安讲述，父亲、母亲在医院相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互相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来，父亲调任甘肃省委组织部部长，时任甘肃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党团书记的何长工问他有没有爱人，父亲脱口而出：“有，红军工农医院的侯文秀。”父亲心中，已经认定侯文秀是他的妻子。
组织找侯文秀谈话，她心里直打鼓。那时的陈庆先历经战争，病痛缠身，人又黑又瘦，十分憔悴。侯文秀曾回忆：“当年他只有28岁，却满脸胡子拉碴像个小老头。”
1936年8月，由何长工作证婚人，陈庆先和侯文秀举行婚礼，侯文秀婚后改名张静。尽管条件艰苦，他们还是做了四盆菜：猪蹄、猪肉、鸡蛋和鸡汤。晚上警卫员把门板卸下，并拿来一张旧单子往门板上一铺，便是婚床。第二天，他们又踏上征途，一个多月后参加了会宁会师。
陈永安说，父母的感情一直很好，两人相濡以沫48年，共同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父亲逝世。2005年，母亲去世后，与父亲合葬于黄陂的长乐园陵园。
◎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在陈庆先次女陈青的记忆里，父亲总是穿着一身绿军装，一双圆头老式布鞋，一口湖北乡音不变。
“父亲常常跟我们说，要听党的话，保持艰苦朴素，任何时候都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陈永安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南京工作，配有公车和工作人员，但他从来不准家人用。他说：“我小时候，穿的都是哥哥穿过的补丁裤子，常常被院子的门卫打趣。”
陈永安珍藏着父亲给他写的多封信件，其中3封信分别是在他入党、获评“五好战士”、提干时寄的。陈庆先在信中写道：“入党，不是升了官，更不是松了一口气……送你四句话：热爱劳动、生活俭朴、尊重组织、严守纪律”；“祝贺你获得‘五好战士’这个光荣称号，这是你的光荣，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希望你努力、努力、再努力，前进、前进、再前进”；“提干是为人民服务做更多工作的开始……希望继承革命的老传统，艰苦、朴素”。
◎ “陈拐子”让敌军闻风丧胆
陈庆先有一个绰号“陈拐子”，出自抗日战争时期。
1939年7月，陈庆先奉命前往淮南抗日根据地，担任新四军第5支队8团政委，并成功开辟来安、六合、嘉山等抗日新区，拉起一支20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
1942年7月，陈庆先任新四军第2师6旅18团团长，指挥部队攻打安徽定远县谢家圩子时，与日伪军正面遭遇，左大腿被流弹击中，腿骨骨折。
“当时父亲就站不起来了，但还在打仗，只能坐在地上指挥，直到战斗结束才被抬下阵地。”陈永安说。
据陈庆先生前回忆，那天，警卫员背着他赶到卫生队救治。他失血过多，所有人都以为“没救了”。他第二天醒来时，看见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就在门口放着。
之后，陈庆先被转移至皖东山区的一个隐蔽小山村治疗。
“艰苦岁月，缺医少药，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再将煮熟的南瓜敷在伤口上。”母亲张静曾跟子女们讲述，盛夏时节，天气闷热，伤口很快化脓、长蛆，卫生员只能用镊子一条一条地往外夹，并用刀刮掉化脓的肉。
两个月后，陈庆先奇迹般地伤愈，但左腿比右腿短了1.5寸，行动很不方便。之后的战斗中，他有时被担架抬着，有时拄着拐杖指挥部队作战，淮南一带的日伪军便称其为“陈拐子”。渐渐地，这个绰号就在敌我双方传开了。
“父亲善打硬仗恶仗，勇猛过人，后来敌军提起‘陈拐子’就心有余悸。”陈永安说。
（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