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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杜义德（右二）送儿子杜伟（左三）奔赴前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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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义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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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杜义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与妻子齐静轩在南京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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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柿子集村程家咀湾，杜义德将军故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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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义德将军被授予的部分勋章和纪念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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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义德之子杜伟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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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父亲的故事，要从木兰山讲起。”7月初，长江日报记者在北京万寿路的一个小区见到了64岁的杜伟。杜伟是杜义德将军最小的儿子，他出生时杜义德已50岁。
杜义德，1912年5月生于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北侧的一个小山村——柿子集村程家咀湾。1928年，16岁的杜义德加入农民赤卫军，1929年4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兰州军区司令员。
■ 苦孩子加入农民赤卫军
拿起土枪、大刀反抗恶势力
杜义德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幼时只读了8个月私塾，8岁起给地主放牛，10岁跟着哥哥挑货到夏店、河口等集市售卖。
“父亲小时候很聪明，几个月就把开办私塾的地主家的孩子比了下去，惹得地主家不高兴。”杜伟坐在家里一张20世纪80年代常见的木质布艺单人沙发上，身体微微前倾，讲话声音洪亮。
15岁那年，杜义德跟随老家一名胡姓锯匠到汉口帮人“拉大锯”、学木工，每天锯木头、煮饭、洗碗、烧茶、担水。一天，他因劳累过度拉锯偏了线，把一块木头锯废了。老板大怒，拿锤子把他打昏了过去，绑了起来。经师傅再三说情，老板才放他回到黄陂。
命运的转折就此发生。杜义德回到家乡后，传来了黄麻起义的消息，“大家都说穷人有出头之日了”。没多久，木兰山出现了一支闹革命的队伍——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
第7军前身是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麻起义后，鄂东军突破国民党封锁，转战木兰山。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鄂东军改编为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
第7军以木兰山为依托坚持游击战，后又打回黄麻地区（今红安、麻城），并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是红四方面军的源头之一。
红军喊出“为穷苦农民求翻身”的口号，还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号召贫苦农民进行“五抗”（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
杜义德儿时就疑惑：“穷人给地主干活，为什么连饭都吃不饱？”农民协会让杜义德看到了希望，1927年底，他在家乡参加了农民协会。他用红纸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农民协会的大门上：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
随着农民运动发展，反动势力开始反攻，杀害农民协会干部和会员。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派人帮助各村组织农民赤卫军，1928年，杜义德加入了农民赤卫军，拿起土枪、大刀与反动势力斗争。
1929年4月，杜义德同家乡100多名赤卫军一起加入红军，被编入31师4大队，他很快担任了宣传队长，负责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号召贫苦农民参军参战。
杜义德作战有勇有谋。据杜伟口述，父亲参军一年多后，已经担任排长，在攻打新集（今河南新县）的战斗中，因敌军防守严密、工事坚固，久攻不下。他率部挖地道至城下，推着一个装满炸药的棺材，一下把城墙炸开3米多宽的口子。
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正式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
次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失利，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川陕，杜义德也跟随部队离开了“生养我和抚育我长大成人”的木兰山。
■ 常把“坚决”挂嘴边
战友叫他 “杜坚决”
杜义德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是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留下的。他称这是“生死疤”“光荣疤”。当时他与敌人拼刺刀，敌人已经捅到他的鼻翼，他一刀捅进敌人的太阳穴。他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
“坚决执行”“坚决完成任务”“坚决消灭敌人”，反“围剿”作战时，杜义德常把“坚决”挂在嘴边，作战坚决勇猛。时间久了，红四方面军战友就叫他 “杜坚决”。
开国少将尤太忠曾回忆，杜义德“执行上级指示坚决，从不讲价钱”。
“杜坚决”之名，在长征中亦体现得淋漓尽致。杜伟说：“父亲的坚决，来自他坚定的信仰。”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之后开始长征。此时，23岁的杜义德已升任红30军第89师政治委员，历经鄂豫皖苏区数次反“围剿”和川陕苏区的开辟与反“围攻”，他从普通战士逐渐成长为“铁血战将”。
强渡嘉陵江后，杜义德率部向西北推进，一路征战至川甘交界处，在一个县城打了一场攻坚战。
“那时父亲血气方刚，经常带头冲锋。”杜伟说。眼见久攻不破，杜义德跳出战壕端起枪带头冲锋，刚登上城墙，一颗子弹穿胸而过。
“距离心脏只有2厘米。”杜伟坐直身体，用手比画着说，“前胸伤疤大概长2厘米，后背伤疤长约6厘米，小时候跟父亲一块洗澡，我就问过。”
红军缺医少药，医护人员只能用盐水泡过的纱布给他清理伤口。没有医疗器械，医护人员就用枪的通条（清洁枪管的细长铁杆）捅着纱布来回拉扯清洗伤口内部。后来纱布用完了，医护人员就用擦枪的白布充作药棉。
“父亲曾回忆，每换一次药，他就疼晕一次。堪称奇迹的是，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不久后他竟然痊愈了。”杜伟说。
杜义德身经百战，多次负伤。杜伟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胸口的这一处贯穿伤。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一路辗转四川、西康（今四川西部及西藏东部部分地区）、青海、甘肃四省，行程万里，征战不休。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国民党惧怕红军三大方面军会师，集结重兵在甘肃南部设置两道封锁线。
8月，红二、四方面军发布了岷洮西战役计划，以突破敌军封锁，这也是会宁会师前最后一场大型战斗。
当时，杜义德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四局局长、直属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派他前往4军第10师传达作战计划并协助指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设4个局，其中四局主管军务后勤供给。
杜义德领取任务后非常高兴，决心以战斗的胜利向会师献礼。他“将一支二十响的快慢机驳壳枪往腰间一插，满怀信心连夜赶到十师驻地”。
据《长征大事典》记载，杜义德从小在山间长大，走惯了夜路。岷洮西战役率部袭取渭源城时，他带队化装成百姓侦察敌情，选定突破口。
一个狂风呼啸、大雨滂沱的夜晚，他率部长途奔袭至渭源城下，兵分两路同时登城，打得敌军措手不及。拂晓时分，红军攻克渭源。
杜义德在回忆文章中也着重描写了这次战役：岷洮西战役的胜利，打垮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为会宁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 94岁忆会师：
像飘零的孩子回到父母身边
1936年10月9日，杜义德率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赶到会宁城外。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歌声，仔细一听，原来是兴国山歌——“哎呀哩，毛主席领导好主张，打得敌人叫爹娘……”
“肯定是红一方面军的！”大家惊喜万分，还有人情不自禁地学着江西口音呼唤：“同志哥哟——”大家兴奋地喊了起来，一路喊一路奔，双方紧紧抱在一起。
2006年，94岁的杜义德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场景。
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当时觉得，好像飘零在外的孩子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有党中央领导了，有自由了，非常温暖。”
会宁会师前，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曾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短暂会师。会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两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后因张国焘坚持错误分裂主义路线，红军被迫分离。这也导致了红四方面军数次爬雪山、3次过草地。
“那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杜义德生前回忆：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泥沼被深草覆盖，人和牲口一不小心就会被吞没；干粮吃光了，将士们宰杀战马、吃野菜野草，有的同志因误食毒草白白丧命；海拔5000米的雪山，空气稀薄，夜间气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不少在战场上以一当十的好同志被冻僵在雪堆里”。
“与党中央会合，是同志们日日夜夜盼望的事。”杜义德在回忆录中写道，第3次穿行松潘草地时，广大指战员急切盼望着“三只铁拳”能够合在一起，部队里开展了“为会师而战斗”“为会师而行军”的竞赛活动。
杜义德率队到达会宁城时，兴奋地把一个小战士抱起来转了个圈，又扛到马背上。那天夜里，他激动地翻来覆去睡不着。
10月10日黄昏，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文庙举行庆祝联欢大会。朱德总司令走上主席台：“今天，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了！红军是一家人，是亲兄弟！”徐向前说：“今天，我们胜利会师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台上台下人们高呼：“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红军大会师万岁！”那一刻，杜义德站在欢呼的人群中；那一年，他24岁。
多年以后，杜义德常对杜伟说起长征，说起会宁。杜伟说：“父亲大多时候在说别人，很少提及自己如何打仗，或者有什么功劳，他总说，自己就是个幸存者。但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信仰坚定、听党指挥、冲锋在前的模范军人。”
【故事】
送儿上前线叮嘱“打仗要不怕死”
杜义德将军戎马一生，立下赫赫战功，革命军人的作风也刻进骨髓。
杜伟回忆，家中的生活作息都是按部队标准，每晚10时准点熄灯睡觉。
“过了时间，哪怕想学习也不行。”杜伟说，他曾因熄灯后在被窝打手电筒看书挨过父亲巴掌。
杜义德北京老宅门口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类似部队的军容风纪镜。他80多岁时出门前，会把皮鞋擦得锃亮，对着镜子把衣服整理得笔挺。每晚睡觉时，他也会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1980年，由于自幼受父亲影响，18岁的杜伟应征入伍。1985年，他所在部队奉命上前线，他当时在自动化工作站，未被列入参战名单。他求战心切，便手写一封血书，请求父亲帮忙把自己调往一线。
杜义德一生厌恶搞特殊，但这一次，他破例点了头。杜伟临行前，父亲跟他分析现代战争跟以往战争的不同，并嘱咐他：要头脑灵活、服从命令、保护好战友，打仗要不怕死。
杜伟在前线驻守阵地半年多，两次担任阵地长，最近时距离敌军仅百余米。
在猫耳洞，杜伟和战友们常常蹲在齐膝深的积水中，与蛇虫鼠蚁为邻，与敌军炮火为伴。但他带领的排无一人因为战斗而减员，他所在连队因出色完成任务，荣获集体一等功。
杜伟撤离阵地时，身高191厘米的他比刚到前线时瘦了近20公斤。回到家中，父亲看着他笑着说，“挺好的，挺好的”，一旁的母亲则头发全白了。
（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将军年谱】
杜义德（1912—2009），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参加农民赤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总部四局局长、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西征、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战役战斗，参加了红军长征。
抗战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编第四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南地委书记、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反“扫荡”、反“蚕食”和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0军军长、政治委员，参加了上党、陇海、定陶、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进军大西南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川南剿匪和抗美援朝。
本版照片均由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拍摄（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