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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初晚年身着20世纪50年代将军服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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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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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陈福初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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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父亲时，陈晓霆就捧起父亲人生中第一张照片端详。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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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初所获勋章。从左至右依次为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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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占思柳
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的乡间道路旁，矗立着一块红色石碑，上面镌刻着开国将军陈福初的简要生平——陈福初，1913年出生，1931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 “我也要当红军”
6月25日，长江日报记者在北京一小区见到了陈福初将军的长子——今年80岁的陈晓霆。
从陈晓霆展示给记者的老照片中可见，陈福初圆脸、厚唇，个子不高。合照里，他通常是笑容最灿烂的人。陈晓霆说：“父亲是黄陂人嘛，性格爽朗，嗓门大。”
为图平安，长辈给陈福初取了个小名“安平”，但这份平安并没如愿。陈福初幼年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艰难度日。
少年时期，陈福初受革命思想影响投身革命，18岁时任鄂豫皖苏区陂安南县县委组织部干事，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并将他们安全送到主力部队。
当时，鄂豫皖苏区正处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军事斗争空前残酷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军队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苏区掀起“扩红”热潮。
送过几次青壮年参军后，陈福初对母亲说：“我也要当红军。”看到名单上并没有陈福初的名字，交接人员打电话给县委，县里回话：“他实在想留下，就留下吧。”陈福初从此成了红军战士。
1932年，陈福初调入红四方面军总部，被安排在电台工作。电台是红军的“耳目”，负责通信联络，还侦听和破译敌军电报，为红军获取珍贵情报。
最初，陈福初仅负责架电台、修机器，后来跟着电台台长蔡威学习修机器、校译电报。
■ 给中央红军发送情报
据陈福初生前回忆，1932年10月12日拂晓，蔡威带着电台和运输队行军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陈福初拔枪、掏出手榴弹英勇战斗。大家且战且退，但敌人紧追不放，情况危急。
“银圆！”危急时刻，蔡威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作为经费的银圆抛在路上，国民党兵见状纷纷停步低头抢钱，追击速度减缓。陈福初跟着把身上的铜板扔了出去。敌兵一个个见钱眼开，停步捡钱，他们得以脱险。
1935年1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遭敌围追堵截，经常日夜行军。此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密切追踪中央红军动向，通过电台及时提供情报。蔡威领导的电台多次破译敌军重要情报，发送给中央红军。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共约10万人，离开川陕苏区，开始长征，陈福初和同志们一路转战，奋力工作。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由甘孜出发进入草地。一天晚上宿营后，一个挎驳壳枪的战士提着几条鲜鱼来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的帐篷：“鱼是朱总司令在前面河沟里钓的，奉总司令命令送来。总司令说，搞无线电侦察的同志很辛苦，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工作，送点鱼来慰劳你们。”
陈福初是受到毛主席接见、勉励的军委二局（长征中专门负责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的情报部门）成员之一。毛主席在1939年一次讲话时谈起长征：“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陈晓霆对父亲的评价很谦虚：“我父亲只是红军无线电技侦工作开创期的参加者，不是开创者，蔡威他们才是。”
1936年9月22日，蔡威牺牲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二次会师前夕，年仅29岁。2006年2月，病重的陈福初大部分时间无法下床，他通过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蔡威传记序言。
陈晓霆告诉记者，口述完后，陈福初努力面向书稿站起身，举起右手缓缓敬了人生最后一个军礼。两个月后，陈福初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 推马探路，安全翻越党岭山
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后西进甘孜，途中翻越了党岭山。对于长征，陈福初生前跟儿女们讲得最多的是翻越党岭山的经历。
党岭山，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山上白天经常大风加冰雹，红军只能在夜里翻山。
陈福初和战友们翻越党岭山前，专门打了草鞋，准备了包脚布，备下用来提神的生姜和辣椒。
“党岭山，并不高，上山的路程只有15里……”出发前，红军剧社的同志教大家唱《过党岭山歌》。
下午5时出发，他们开始还有说有笑；1小时后，队伍行进速度慢了下来，歌声没了，连说话的声音也没了。
23岁的陈福初虽然年轻，但也感到吃力，后来几乎每走一步就要停下大口喘气。空气太稀薄，大家谁也不敢坐下休息，因为一坐下就可能再也起不来。
天色暗了下来，只有闪烁的星星与山上的白雪相映。将士们互相鼓励，一步一步艰难向前走，实在坚持不住，就抓一把辣椒面放在嘴里嚼，用来提神。
到了半夜，将士们才爬到山顶。夜色中，陈福初和战友发现，前面是冰崖，没路了。这时，不远处传来哭泣声，原来电台里有一位女同志走不动了。她说：“这里危险，你们快走，不要管我，就让我死在这里吧！”
陈福初说：“只要我们在，绝不能丢下你不管！”几个人一起去扶这名女同志。当时正处于黎明前，是一天中最暗最冷的时刻，大家都穿着单衣，脚上是草鞋，冻得瑟瑟发抖，陈福初凭经验判断此时绝不能停下，否则会被冻死在这里。
一名战友提出，能不能用马探路？陈福初看看深不见底的冰崖，又看看身边的白马，无奈地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
大家把马背上的行李抬下来，几个人一起用力把马推下冰崖。白马四蹄朝上，嘶鸣着滑下去。隐约看到白马停住了，听见白马的嘶鸣，大家顿时心中有底了。
“滑下去！”大家以白马为目标，抱着行李和机器，一个接一个地滑下去。最终，陈福初和战友带着机器设备安全翻越了党岭山。
■ 被炸晕，战友以为他牺牲开始掩埋
长征路上，陈福初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次，遭遇敌人飞机轰炸，陈福初无法躲闪，就直接躺在雪地上，看着炸弹往下掉，结果一枚炸弹掉在了他身前，一枚掉在身后。幸运的是，他没有负伤，并对身边的战友说：“没事儿。”
为了方便给电台找信号侦察敌情，他们有时要把电台架得离敌军很近，敌人的子弹甚至会打到工作台上来。
一次，电台电瓶爆炸了，陈福初被炸晕过去，战友以为他已经牺牲，开始掩埋他。大家挖坑时，下雨了，陈福初被淋醒过来，他又笑又气大喊：“你们干什么呢？！这是要把我活埋了吗？”
陈晓霆说：“我们小时候喜欢听父亲讲长征故事，觉得那个年代非常神奇，长大了才明白红军战士多么不容易，他们凭着信念，才能在九死一生的环境中走过来。”
电台工作性质特殊，行军时大家背着器材走，到了宿营地也不能休整，必须马上架起电台工作。陈晓霆回忆：“父亲说，那时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时间睡觉，有时候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有时候就牵着前面同志的衣服晃晃悠悠地走。”
陈福初90岁生日那天，很多领导来了，战友来了，湖北老家也来了人，大家围坐在一起，等老寿星说几句话。他站起来，开口第一句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陈晓霆认为，父亲不是在客气，而是他真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他分析，父亲没有留下回忆录，一是他的工作性质特殊，不好写，二是按父亲自己的话说，“我也没什么好写的”。
陈晓霆很理解父亲的话：“我们活着的、能看到新中国的都是幸运者。”
今年清明，陈晓霆和姐姐陈晓霓来到父亲长眠的黄陂长乐园陵园。父亲的墓碑前，有人献了花。
【故事】
长征路上的运动会
陈福初生前爱给儿女们讲述长征路上的故事。
长征途中，红军举办过3次规模较大的运动会。最著名的一次是1936年在四川甘孜炉霍县开展的，数千名红军参加。
运动会项目很丰富，有球类、田径、刺杀、投弹、武装越障碍、政治演讲、墙报比赛等，甚至还有“烧牛粪比赛”——长征过草地时经常用牛粪取暖做饭。
陈福初虽然个头不高，但从小干摇煤球、送煤球的活，力气大、爆发力好，被推选参加跳高跳远。他跳高跳过了1.28米，得了第三名，奖品是一条毛布裤子。
第三次过草地时，天气条件极其恶劣，陈福初把这条裤子送给了生病的战友抗风御寒。
【遗憾】
没能照顾好母亲与弟弟
陈福初的一大遗憾，是参军后没能照顾好母亲与弟弟。
参加红军后，他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1932年12月一次行军休息时，他在一个山坡上碰见了同样参军的弟弟。
弟弟对他说：“哥哥，我现在执行任务，没时间多说，以后见面再说。”这是兄弟俩的最后一面。在川陕反围攻战斗中，弟弟牺牲了，具体时间不详。
对弟弟的死讯，陈福初的母亲是多年后才知道的。
陈福初参加红军后，母亲处境艰难。敌军到处抓红军家属，母亲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不敢投亲靠友，只能流落街头乞讨。最后迫于生计，女儿给人家当童养媳，自己也到别人家做佣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福初回老家不见母亲，只听说她“讨饭去了”。一个月后，他才在一个山沟里找到母亲。
在母亲葬礼上，陈福初说：“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是革命的母亲。”陈晓霆当时正在读初三，他对“革命母亲”不太理解。后来，他才深刻理解了奶奶。
“这是我们家的现实写照，我奶奶还算是幸运的，过了一段好日子，很多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寻亲，已经是只见新坟不见人。”陈晓霆动容地说。
【将军年谱】
陈福初（1913—2006），今武汉黄陂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陂安南县县委组织部干事、鄂豫皖军委会直属机关团总支副书记、警卫班长、排长等职，参加了长征。
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汽车队指导员、军委二局办公室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训练班主任、副局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二局局长、总参三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