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达
互联网时代，举报日益普遍。一方面，这是公民法治素养、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体现；另一方面，不实举报、恶意举报时有出现，也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困扰。
举报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利，是群众监督的重要方式，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此同时，恶意举报的危害也不容忽视。由于成本低、渠道广、后果轻，少数人将举报用于发泄情绪、向他人施压甚至谋取私利。遭受恶意举报的人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自证清白，基层单位要投入人力物力核查无效线索，无端消耗资源。更值得关注的是现有处置带来的负向激励：“凡举报必查”的本意是回应群众诉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按闹分配”的不良导向。若恶意举报蔓延，会影响社会信任，损害监督制度自身的公信力。
事物的性质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举报制度的积极面与滥用面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监督权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实举报、恶意举报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举报制度的完善速度暂时跟不上实践发展速度的阶段性现象。分清主次，对策才不会走偏：既不能因为少数人滥用举报就提高举报门槛，也不能对滥用举报现象放任不管。
症结在于举报渠道扩张与治理能力之间的落差。举报只是监督链条上的受理环节，单一环节发展，不会自动提升整体效能。受理前的核验、衔接等环节中的空当，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让部分人不论诉求有无事实依据，先举报再说。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渠道与配套、受理与处置、保护与约束，或许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举报制度的配套流程。首先，在受理端增设初审环节，要求举报人提供基础事实依据，将明显无凭据的举报过滤。其次，处置端按举报事件性质分流：轻微、主观性较强的问题做到小事快办，涉及重大违纪违法线索的，转入高阶核实程序，确保大事不漏。再次，落实被举报人澄清正名机制，经查证属于失实、恶意举报的，及时为被举报人澄清正名，对经查证属恶意举报且反复提出的，依法追责。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