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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
□ 刘洪波
“后现代”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没落感、失重感的说法，已经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把控感的“未来已来”。与此同时，“后工业”话语也消失了。它被“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5.0”等话语取代。
技术革命引领的“新版本现代”已经上台，就像软件那样可以不断版本升级。“后现代”则像旧版现代等待升级的当口出现的一个小小串场。技术不断升级的逻辑，带动着“继续现代化”“不断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后现代不是先锋艺术引领的风尚变革，而是现代发展不可持续激发的社会转向。“增长的极限”，描绘了工业社会的灰暗前景：物品堆积和资源枯竭。消费主义作为后现代的标志性思潮，看起来既实现了个人幸福，从而校正了发展的目的，又缓解了资本链条中断的危机。但资源枯竭的担忧并没有解决，这是绿色运动蔚为大观的原因。
近三十年，技术变革带来了乐观情绪，发展展望从“工业的增长极限”回到“科技的无尽边疆”。信息革命、网络时代、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核聚变等，不再被视为单纯的技术，而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枯竭的问题也被确信将不再存在，“无极限增长”的未来仿佛伸手可及。
技术突破信心正在爆棚。未来没有惶惑，没有彷徨，成竹在胸，操之在我。工业社会的效率主义原则，升级为优绩主义。效率衡量“体系健全”， 效率追求更加沦肌浃髓。评估单元从企业穿透到个人，从工商行业渗透到千行百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里那些游离于效率衡量之外的“残余”被全部整编。
后现代对“各不相同”的注重，被优绩主义的“一视同仁”瓦解。在信息/数字社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不受投入产出比、性能价格比的评估。每个被评估的对象，实际上都是一台绩效机器、一条绩效产线。
优绩主义相信所有价值可以在绩效等式上换算统一。机器、产线是工业社会的造型象征，也是效率主义的直观体现。它在后现代受尽嘲讽，隐身在消费主义的恣意狂欢后面。工业社会的效率评价不能穿透到所有人，不在工业流程上的就难以相互比较。后现代不认可整齐划一的工业化矩阵，不接受效率主义原则。
不只是绩效主体普遍化了，观念也在深刻变化。工业社会，效率主要针对资本领域，它为利润追求提供合理性。当绩效度量一切人时，意味着机器转速的思维、资本增值的思维在衡量全部劳动时被认为合理。
数字技术为普遍绩效评估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数字技术底座，优绩主义只是一种理念和崇信；有了数字技术，普遍绩效就可以“自动生成”，优绩主义就可以成为普遍实践。例如一个人有多少次命令响应、有多少回工作点击、有多少个流量反馈，都可以直接输出。
优绩主义可以视为GDP主义的普遍形式。经济发展上的GDP主义，蔓延到社会全部领域，就是无所不有的优绩评价。一个教授产出多少论文，一个作家有多少读者，一首歌曲有多少次播放，一个学生获得的绩点是多少……每个评估都是“拿数据说话”的。“绩效就是道理”，“以理服人”等于“以数服人”，“数就是理”。
工作要检查、效果要评价、绩效要考核，最后简单化为一个个数字。数字具有平均化的特点，这一块钱与那一块钱是同样的，但这一个旋律与那一个旋律、这一次会议与那一次会议、这一本书与那一本书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优绩主义隐含大量价值冲突和合成谬误。例如艺术性、知识贡献，归一为产值、发表量，这是价值冲突。一个专门分发表格的人可能恰好形成效率损耗，多个部门可能“部门打架”，数字绩效可能导致无意义行为的增加，还可能引发“命令过剩”的危机，令人无所适从，就像工厂的效率追求引发总生产过剩一样。
“长期主义”可以说也是一种优绩主义，因为这个长期也是长于三五年的期，最多也只意味着一二十年的耐心，而不可能长到百年以上。孔子和牛顿的绩效怎样评估？长期主义不是“真理主义”，它被深深呼唤，既表明优绩主义的话语权之重，也表明优绩主义的短视已昭然在目。
技术的“大力出奇迹”，鼓舞着智能革命的信心，支持着无限发展的乐观预期。“后现代”那一套关于“现代”的批判话语被乐观主义的新版现代话语逼退，优绩主义则是这种乐观主义整体氛围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