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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
□ 刘洪波
举目可见的钟表是工业时间的物象，钟表在日常场境的消失是数字时间的登场。这是人工时间的深度化，是人与自然时间的进一步远离。
远离自然时间，就是远离自然。当我们必须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生存时，我们就不得不依靠自然时间。部落生活中，如果你做不到早出晚归，就可能面临兽群的袭击。农业时代，“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工业时代使人类摆脱了直接依靠自然界生存的命运。自然界提供的只是原料，而制成品在脱离自然的工厂里受控生产。几乎所有的自然产品，都通过工厂加工而投入使用。工业化使普遍的耕作生产变成少部分人的“专业”，自然时间也就是“天时”的决定性作用随工业化进程而降低。工业化种子、设施化种植、机械化劳动，把农业改造成了与市场所需要的稳定供应相适应的形态。
渔猎使人生存，农业使人温饱，工业使人丰裕，人类一步步掌控了自己的命运。人猿揖别代表着人从自然界“自立门户”，生产方式的迭代代表着人类一步步光大门庭，活成了一副顶天立地的样子，不再被自然界规定，自己给自己谋划了位置。
数字时代可以理解为人类开始进入一个超自然的阶段。渔猎时代人类受制于自然，农业时代人类顺应自然，工业时代人类改造自然，数字时代人类超越自然。直到人类无需自然提供什么的时候，便是相看两不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数字时代是人类获得丰裕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人类已经超越了“必需品焦虑”，在生存必需的层面上，“有没有”的问题得到解决。“有没有”是一个有限度的问题，什么是有，什么是没有，一目了然。“好不好”的问题是一个无限度的问题，什么是好，人各有所好，你的好不是我的好，而且好到什么程度，没有上限。
数字时代是技术自我驱动和自我迭代的阶段。这种自我驱动与自我迭代，不是服务于“生存必需”，而是服务于“更好”的欲望。技术不再是为了筑牢生存之基，而是因为技术自身的进步逻辑、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的欲望，以及资本回报更加丰厚的协合作用。
从生存来说，数字技术基本可以视为社会冗余。只是从“生活美好”来说，数字技术才有着必要。有没有外卖、刷不刷视频、卡不卡网速、AI不AI，顶不了吃，顶不了喝，只是因为“我想”“我要”，只是因为技术可以做到如此，只是因为技术实现有利可图，才得以滚动向前。
数字时间本质上与自然无关。在源头上它是一个原子频标，与自然时间无关，在现实上它体现为包括人在内的数字环境，实现了时间体验的去自然化。它把时间碎化为以数字机器为时计标准的切片，把绵延转化为人对数字环境的沉溺，把人的时间心理机制从“补充生活必需品”变更为“数字转场顺畅”。人的焦虑从实物性焦虑转换为虚拟性焦虑，从“下顿饭在哪里”到“这一刻顺不顺”。
数字时间切除了思考的位置。思考需要时间，需要人作为主体提出问题、进行谋划、加以解决。数字时间依赖算法，个人是算法的对象而不是算法的主体，你面前的不是一个思考过程，而是一个即时策略，提问和获得答案，点击和获得订单，刷新和获得观看。
数字时间的管治力比自然时间和工业时间更强大。它甚至统治了睡眠。农业时代几乎没有睡眠问题，工业时代疲惫使睡眠不成问题，后工业化时代全面效率化制造了焦虑，焦虑克制了睡眠，数字时间的零碎化加剧了睡眠的片断化。过去，劳动时间可以生产，休息时间可以消费，睡眠时间既不生产也不消费。在数字技术覆盖之下，睡眠质量、睡眠压缩、失眠、神经官能症、抑郁等数字技术指标完善起来，助眠技术、睡眠保健、失眠治疗变成了庞大的产业。数字时间、技术监测、睡眠疾病化与疾病生活化相衔接，完成了数字时间和市场对睡眠的接管。
数字时间导引数字技术，数字技术驱动数字时代，数字时代提供数字生活。人类欲望自我生成、自我实现的螺旋开始形成。欲望生成不是基于有上限的生存，而是基于无上限的“美好”；欲望实现不是基于掠取自然，而是基于数字虚拟。
这是高度的“内实现”，也是高度的“内卷”。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可能塌陷为自我的单子；作为现实生活的自然骄子的人，可能塌陷为虚拟生活的数字孤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