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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和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军事思想，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平生最得意之笔”。将这段战史搬上银幕，对创作者而言既是光荣使命，亦是艰巨挑战。《四渡》在视听语言与叙事技法上实现了突破，但在历史内涵与人物精神的挖掘层面，仍有明显不足。
■ 红色影像与历史厚度之间的落差
《四渡》在叙事上进行了两项值得关注的探索。
其一是倒置式叙事，打破线性时间结构。影片将第三、四次渡河的内容提前至蒋介石的观察视角展开。开篇以蒋介石进入贵阳城为切入点，用红军标语呈现其疑虑与调兵动向。蒋介石始终无法洞悉红军真实意图，形成信息差与悬念。影片随后补全历史背景，交代毛泽东同志利用敌军思维定式、制造渡江假象的部署。“果”与“因”的倒置使已知结局获得了新的叙事张力。
其二是敌方视角的立体化呈现，避免了反派脸谱化的通病。影片给予国民党指挥层较完整的叙述篇幅，沙盘推演、电报往来、幕僚争执等细节不仅没有削弱红军的形象，反而印证了其战略决策的艰难。观众看到敌方如何整理情报、调度兵力，便不会将四十万敌军仅视为数字，也能理解每次转移必须在高压中快速完成。影片中红军夜间悄然东返，与敌军搜索队相隔不过数百米，导演仅保留自然音响，行军声与风声、水声交织，将实战中的紧迫感传达得颇为到位。
然而，叙事创新基本停留在技法层面，未能深入历史肌理。四渡赤水的军事精髓在于四次渡河层层联动、动态迭代的战术逻辑，但影片以渡河场面为主，对各阶段决策过程着墨不多。苟坝会议一段，毛泽东夜间提马灯到周恩来住处，劝说暂缓攻打打鼓新场，此乃少数意见在集体争论中形成共识的经典案例。据史料记载，多数与会者赞成进攻，毛泽东是唯一反对者，争论持续至深夜。其中蕴含的独立判断、理性说服与战略定力，本可充分展开，惜乎影片仅给出结论便匆匆收束。这导致红色影像虽实现了形式创新，历史精神的传递却未能同步深化。
■ 人性化书写与人物深度的失衡
《四渡》在人物塑造上尝试褪去“高大全”的刻板模式，以微观镜头和情绪刻画呈现革命领袖与基层战士的人性质感。
领袖形象方面，影片有意呈现毛泽东同志贴近普通人的状态。湘江血战后，他随行军队伍步行，目光掠过满身绷带的战士时面部微颤，无台词，无旁白，但内敛的情绪可见。土城失利后，他伫立山坡远眺战场，紧绷的下颌与收紧的眉眼被镜头捕捉；回到指挥所后主动揽责、掐灭烟头，这些细节还原了决策者在试错与承压中的真实状态。演员刘烨减重17斤，以清瘦外形贴合战时风貌，表演克制内敛，通过神态与动作传递人物思辨与纠偏的复杂过程。
基层群像方面，娄山关战斗后，老兵在硝烟中逐一查验战友生死，无对白、无煽情，仅以沉静镜头记录残酷与温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红军战士隐忍坚毅的群像。
但人性化刻画多呈碎片化点缀，未能连缀成完整的心理脉络。于适所饰的赵德发基本为功能性角色，攀岩、举火、突袭皆为战术动作驱动，角色的内心世界与个性发展付之阙如。观众记住的仍是抽象的红军群体，而非有血有肉的个体。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普遍困境——在宏观叙事与微观书写之间寻找平衡。《四渡》仍未摆脱“重事件、轻人物”的惯性。优质的红色人物书写，应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使每一次战略抉择都有相应的心理深度，使每一位战士的坚守都具备鲜活的人生底色。
■ 胜利叙事的显影与历史博弈的隐没
《四渡》以红色价值为主线，将红军的英勇、军事的高明与胜利的必然性贯穿全片，满足了红色文艺的基本要求。但叙事多按既定史实线性推进，对历史进程中的复杂细节与多重变量着墨不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的层次感。
四渡赤水之所以成为运动战典范，并非仅因其最终突围，而在于地形、敌情、士气、补给等因素共同构成的极限挑战，每一阶段的决策都需在多重困难中权衡取舍。影片在历史考据上用力颇深：赴贵州实地取景，如实描绘赤水沿岸与娄山关；道具设计详尽，马克沁重机枪部件无一缺位；以“双枪兵”还原黔军面貌；二郎滩分盐的戏份切合贵州盐荒史实——均有史料支撑。
然而，精良的影像最终服务于单一的胜利叙事主线。土城失利后的路线调整、三渡后诱敌未果的风险、四渡折返中行踪暴露的隐患，这些真实存在的历史变量与两难取舍，恰是战史中最具戏剧张力与共情价值的部分。当代观众身处变局之中，更能理解有限信息下重大抉择的艰难，也更能体会胜利的来之不易。正确的战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试探、修正乃至困顿中逐步形成——这一动态决策过程，比“英明神武”的静态呈现更接近历史真相，也更具现实启发性。可惜影片对此展开不足，视听精美几成胜利的注脚，观众收获的是视觉冲击与紧凑节奏，而非回味与思辨的空间。
影片结尾跳出欢庆胜利的套路，红军跳出包围后安静行进，战士回望万水千山，含蓄点出牺牲与磨难的沉重。但因前文对艰难抉择的刻画浅尝辄止，这一沉稳收尾缺乏足够的叙事铺垫，情感力度打了折扣。
《四渡》在实景拍摄、道具考据、影像质感等方面提升了国内战争片的工业水准，将抽象的长征历史转化为直观影像，对青年观众具有不可忽视的认知价值。但重大历史题材的责任不仅在于还原画面，更在于解读历史、阐释困境、传递深层内涵。就此而言，《四渡》完成了“好看”的叙事任务，在“耐看”的思想深度上尚有空间。革命历史影视作品在提升制作水平的同时，应客观呈现历史的丰富维度，真实还原革命路上的艰难博弈，让红色影像兼具视听品质与思想分量。
陈国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