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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玺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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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衣冠：中国传统服饰图典》 贾玺增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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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汉代实行根据季节选择服饰色彩的“五时色”制度，即“孟春穿青色，孟夏穿赤色，季夏穿黄色，孟秋穿白色，孟冬穿黑色”。 中图：清 杏红暗花绸地绣牡丹蝴蝶纹阑干马面裙。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右图：唐 三彩梳妆女坐俑，陕西西安王家坟出土。 图片均来自《大国衣冠：中国传统服饰图典》 |
□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实习生王佑予
近日，球星迈克尔·欧文现身广州，一袭香云纱中山装穿搭引发网络热议。香云纱是我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球星中式穿搭的出圈，成为一场中国非遗文化的国际输出。2026年5月，塞尔维亚总统夫人塔玛拉随夫访华，在北京试穿湖蓝旗袍后连声赞叹“太美了”。在上海，她购入三套西服之后，特意又买了一件旗袍，并提议在塞尔维亚世博会举办中国时装秀。
爱上中式服装的不只是国外政要与名流。2026年3月，中国国际时装周在北京举行，其中，有60%以上的品牌和设计师选择了中国文化美学元素。
跨越五千年的中式服饰究竟拥有怎样的独特吸引力？近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贾玺增出版著作《大国衣冠：中国传统服饰图典》，以五千年中华服饰通史为脉络，依托出土文物与历代典志完成严谨考据，呈现各朝代服饰演变及多民族服饰互鉴脉络。
当下，产业界一边大力挖掘非遗服饰元素，一边却又难以跳出浅层符号表达——我们该如何依托完整的文化谱系，建立成熟的东方审美体系？长江日报《读+》专访贾玺增教授，解码中华服饰“衣以载道”的文明构建与全球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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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文明并不是写在史书上，而是被穿在身上。
中华传统衣冠的形制，蕴含着古人对天地秩序与礼仪制度的崇尚与理解，日有常服，婚有婚服，朝有朝服，所谓衣冠，历经漫长岁月，是一条延续数千年的文化脉络。
那些交领右衽、圆领盘扣，将不再是古代服饰体系中的名词，而是中华文明展现的姿态。
——方文山（摘自《大国衣冠：中国传统服饰图典》序言）
■ 将民族精神与人生期许绣于衣衫上
衣食住行，华夏文明将服饰置于民生之首，绝非只为遮体御寒。清华大学贾玺增教授在《大国衣冠：中国传统服饰图典》中指出：衣冠是一套贯穿礼制、工艺、信仰、时代风貌的文明载体。
一衣见制度：服章定礼序，衣冠安天下。朝代更迭，服饰形制虽有流变，但以衣明礼的内核从未中断，一套衣衫，便是维系社会伦理、安定家国秩序的有形法度。
《礼记》记载“冠毋免，劳毋袒”，指不要随意摘下帽子，即便劳作辛苦，也不要袒露身体。可见，礼仪融于日常衣衫。祭祀、婚嫁、朝会、居家各有专属形制：祭天地宗庙需形制严整的冕服，婚嫁以凤冠霞帔、大红马面裙承载圆满期许，士子读书着襕衫以示文教立身。小到布衣百姓的日常穿搭，大到王朝朝堂的礼服规制，衣冠是看得见的纲常。
一衣见心迹：纹样藏信仰，针脚寄情志。贾玺增在采访中表示，中式服饰最动人的浪漫，在于将民族精神与人生期许绣于衣衫之上，纹样是无声的情感表达与精神信仰。
华夏先人以草木鸟兽为符号，赋予衣衫厚重精神内涵：龙凤纹样祈盛世国泰，梅兰竹菊喻君子风骨，石榴、缠枝万字寓意子孙绵延、福寿绵长；四季花卉对应二十四节气，寄托顺应天时、热爱生活的朴素心愿。
不同时代，衣冠各显风骨。“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曹植笔下的衣衫风华，道尽了中国人的洒脱肆意。魏晋名士宽衫素衣，少繁复绣饰，以简约衣衫彰显洒脱旷达；盛唐圆领窄袖、满布锦绣，纹样饱满富丽，映照万国来朝的开阔气度；宋代褙子素雅干净，淡色罗纱配简约折枝纹，贴合崇文抑奢、内敛温润的时代气质；明清马面裙、旗装完善，纹样体系走向完备，民间织造技艺全面普及。
一部服饰史，即是浓缩的华夏社会变迁史。每一种流行风尚，都是当时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直观缩影。
■ 华夏衣冠“技可制西装，却终不为”
过去，西方人对东方符号感到好奇，如今，他们对承载文化内核的中国服饰主动认同。区别于西式服饰强调人体塑形、张扬个性的特征，新中式延续了传统衣裾翩翩、博衣大袖的松弛气韵，兼具温润、克制、雅致的东方质感，适配全球当代简约、自然、高级的审美趋势。
其实早在17—18世纪，“中国风”就已风靡整个欧洲，成为西方贵族圈层的主流审美风尚。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中国的丝绸、织锦、刺绣、宽松垂坠的剪裁形制、清雅含蓄的配色体系批量传入欧洲，同时，大量外销瓷器、漆木器、屏风摆件、花鸟纹样器物同步涌入西方上流社会，形成席卷整个欧洲的“中国风”审美浪潮。
贾玺增曾提出一个具有思辨性的观点：先秦两汉的制衣技艺具备打造西式立体合身短上衣的能力，却始终没有衍生出西装一脉，这不是工艺局限，而是中华文明主动选择的“能为而不为”。
战国工匠早已熟练运用分片剪裁、收省塑形、立体袖型等立体成衣技法，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织物便是最直观的物证；汉代金缕玉衣的袖身结构，设计思路更是和现代西装袖不谋而合。单论裁剪塑形的硬实力，彼时古人完全有能力做出棱角挺括、贴合身形的西式短款正装。
完备的织造剪裁之术，最终并未走向西装式束身衣装，原因在于文化里的价值取向。
自古以来，衣冠便是礼法秩序的具象载体。宽博曳地的深衣、大袖长袍是祭祀朝会、往来交际的正统礼服，揖拜趋行的传统礼仪，唯有舒展衣身方能尽显庄重气度。材料方面，古人织造偏爱纱罗锦绮，追求衣料垂坠流转的柔和气韵，讲究蔽体藏形、含蓄蕴藉。另外，天人合一的传统身体观也左右着服饰形制。古人视人身与天地相通，宽衣缓带才能舒展气血、顺应自然。
多重文化底色相融，造就华夏衣冠“技可制西装，却终不为”的文明特质。
【访谈】
“中式诗意纹样体系，全球独一份”
■ 既“各美其美”，又“一体共生”
读+：您在一些学术分享中提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能否举几个有关服饰的例子，比如“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这样的搭配？
贾玺增：这个问题很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这四句话出自《考工记》，讲的是一件好的器物要同时具备天时、地气、材料与工艺四个条件。天时、地气的要求，尽显古人顺应自然、循时顺势的造物准则，将生产劳作融入天地时序，凝练出天人合一的东方造物智慧；材有美、工有巧的追求，则镌刻着精雕细琢、匠心守艺的工匠精神。
具体到服饰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古人把色彩、时间和方位结合在一起了。
您提到的“春青、夏赤、秋白、冬黑”，《礼记·月令》里就有类似的记载，天子迎时祭祀，春天穿青色，夏天穿红色，秋天穿白色，冬天穿黑色，季夏也就是夏秋之交穿黄色。这套搭配背后有一套完整的五行五色体系——东方属木，对应青色；南方属火，对应赤色；西方属金，对应白色；北方属水，对应黑色；中央属土，对应黄色。所以颜色不只是颜色，它同时指向了方位、季节和五行。
顺应五时方色的礼服制度起源于汉，晋代定名为“五时朝服”。
据《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汉代已有五时衣之制，服色依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而设；百官、小吏通用袍服形制，五郊祭祀时亦循五时方色。古代服饰色彩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服色僭越在当时属于违法行为。
清代皇帝最高等级礼服为朝服，并非单一明黄色。依据《清史稿?舆服志》，冬至祭天、天坛祈谷需身着蓝色朝服，春分朝日配红色朝服，秋分夕月用月白色朝服，地坛祭地、元旦万寿大典等常规礼仪则使用明黄色朝服，完整继承了上古以时节、天地方位匹配服色的礼制逻辑。
我们会发现古人这套把色彩、时间、方位结合在一起的观念，在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其他文化里似乎没有像中国的五行五色这么庞大、这么系统的哲学体系。
五行五色观念象征着天地、天时运转、宇宙循环。它源自中国先民在长期农耕生活中，需要对自然方位做出识别和选择，将其应用于服色制度，是“天人合一”观念在服饰文化上的显现。
读+：您的书中记录了唐圆领袍、辫线袍、曳撒、旗袍，它们都是长袍，但又各有民族特色。这种“各美其美”和“一体共生”是如何在服饰上体现统一性的？
贾玺增：中国服装史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内在的连贯性。西方服饰体系在历史演进中多次发生断裂，从古希腊罗马的披挂式缠绕服装，到中世纪及近现代，形制已截然不同。而中国自汉代确立袍服为礼服以来，其基本形态历经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从未中断。
唐代的圆领袍，作为当时的“国民服装”，形制为圆领、窄袖、长身；宋代虽在袖型等细节上趋于宽大，但圆领袍的整体框架得以延续。元代，辫线袍在继承长袍形制的基础上，结合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腰间钉有用绢带或丝线编结而成的辫线，这种结构在《元史·舆服志》中被称为“辫服袍”，它束紧腰部，下摆宽大并打有细密褶裥，极大地方便了骑射活动。
明代虽在政治上强调“去胡服”，恢复华夏衣冠，但服饰的演变自有其惯性。明代的曳撒，其前身便是元代的质孙服。它保留了“断腰”的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了汉服元素，成为一种新的常服样式。
清代的朝服，在结构上采用了“上衣下裳相连属”的形制。这种将上衣与下裳连接为一体的袍服结构，与中国传统礼制中对“深衣”的推崇一脉相承，体现了文化上的继承与融合。
旗袍，最初是满族妇女所穿的旗式袍服，在清末民初，受西方文化影响，其形制逐渐向收身、突出曲线的方向演变，最终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旗袍”。
中国服装史宛如一条绵延不断的河流，它始终保持着袍服这一基本形态的“连贯性”，呈现出“统一中见多元，延续中显变化”的宏大图景。
■ 中式纹样可“借物喻道”，
“衣冠禽兽”源于明朝官服制度
读+：中国人的服饰样式与色彩，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它背后有一套文化构建的法则。
贾玺增：对，冕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冕服上的十二章纹，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等，只有天子可以穿十二章纹俱全的服饰。古人有一个价值观——德要配位。在拥有最高权力的同时，你还必须具备最好的美德。
十二个纹样各有寓意。日、月、星辰代表光辉普照；山象征稳重，能治理四方；龙象征善于应变；华虫象征文采华丽；宗彝象征忠孝；藻象征洁净；火象征光明与温暖；粉米象征滋养百姓……每一个纹样都对应着一种德行要求。
这套完整的十二章纹体系，其思想源于周代，作为帝王冕服的专属制度，是在隋朝才真正确立的。穿上冕服之后，皇帝是不能随意摇头或低头的。
这种通过服饰符号来彰显秩序与伦理的逻辑，后来也延伸到官员体系。这里要聊到一个词：衣冠禽兽。
“衣冠禽兽”在今天是骂人的话，但它最初不是。它源于明朝的官服制度。明朝为“昭名分、辨等威”，制定了严格的服饰等级，其中一项重要制度就是“补服”。所谓补服，即在官员常服的前胸和后背各缀一块方形织物，称为“补子”。补子上以金线或彩丝绣织禽兽纹样，以此区分官阶品级。
文官以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飞禽区分品级，武官以狮子、虎豹、熊等走兽标识阶位，故后世概括为“文官绣禽，武官绣兽”。“衣冠禽兽”最初正是对身着这些绣有禽兽图案官服的文武官员的指代。以文官一品补子的仙鹤为例。明清时，鹤被尊为“一品鸟”。这不仅是地位的象征，更是对为官者的一种深意寄托：位愈高，节愈不可失；权愈重，心愈需如鹤之清。
词语含义的转折发生在明朝中晚期。当时朝政腐败，许多官员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于是，原本中性的“衣冠禽兽”，便被人用来讽刺那些空有官员体面外表，内心和行为却如同禽兽般卑劣的人。
读+：中式纹样有“借物喻道”的特质，这种象征叙事与西方有何不同？
贾玺增：中西纹样审美的差异，在于两种文明认知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
西方装饰艺术以写实为核心，追求客观还原物象的真实样貌，背后体现的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人是观察者，自然是观察对象，人站在外部描摹万物。
中式纹样走的是另一条路。它以象征隐喻、诗意叙事为核心，不追求完全复刻外形，而是提炼物象的精神内涵。中国人认为人与万物是一体的，万物都是精神表达的载体。纹样承载的是教化、祈福、寄托这些功能，不只是单纯的好看。
举几个服饰中的例子。缠枝莲纹，取的是“莲”与“廉”的谐音，寄托对为官者清正品格的期许。松鹤纹，寓意长寿与高洁。龙纹更典型，龙是典型的复合型神异纹样，现实中不存在对应的原生动物，古人融合多种生灵特征塑造其形象：角取鹿、身躯如蛇、遍覆鱼鳞、掌似飞鹰、爪如虎狮。多重生物特征合一的造型，象征兼容万物、顺时应变、统御天地的至高力量。
西方纹样重在“再现自然”，中式纹样重在“借物喻道”。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逻辑，造就了全球独一份的中式诗意纹样体系。
■ “溯源”的关键，
是理解它为什么长这样、表达了什么
读+：如今很多品牌做新中式设计，喜欢把龙凤、云纹、传统色直接往衣服上贴。在您看来，什么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服饰创新？
贾玺增：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做国潮设计最核心的一个困惑。我是做服装史研究的，这些年也一直在做传统服饰的创新转化。我觉得要做好这件事，有两个基本点特别重要。
第一，要溯源。现在很多人做国潮，就是网上一搜，找个云纹、龙凤图案就往衣服上贴，流于浅薄。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于它的系统性和丰富性，一个纹样背后有哲学、有礼仪、有工艺，这些东西是连在一起的。
我自己做过汉代漆器纹样的研究。针对汉代漆器上那些精美的图案，我们把图案一一描摹、提炼，再进行创新设计。做设计不能依赖网上搜图，而是要从考古实物出发，一笔一笔临摹下来、研究透，再逐步转化。
海昏侯墓的纹样我们也做过。海昏侯墓是西汉列侯等级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错金银、鎏金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上面有龙纹、虎纹、凤鸟纹、玄鱼纹等等，组合起来呈现出系统而富于逻辑的特点。其中，错金银青铜当卢上的神兽纹饰，是极具代表性的汉代经典纹样之一。
我们的做法是先把纹样复原，再研究图案的意义，最后提取元素进行创新设计，应用到服装品牌产品中。“溯源”的关键不是抄图案，而是理解它为什么长这样、表达了什么。
第二，要和现实生活结合。马面裙是个很好的例子。马面裙是中国传统服饰里非常经典、极具代表性的款式。我和团队成员做过相关创新转化，延续了传统的服装结构，同时进行了现当代的融合设计。面料上，使用了织锦缎、香云纱等传统面料；结构上，在传统马面裙基础上融入简练的线条，借鉴明代的花纹图样进行设计重塑。
设计师要做的事，就是让中式服饰的形制保留其特色，但在面料、线条方面做出调整，让它适合今天的人穿。传统文化应该不断融入时代特色，我们要做的，是理解传统背后的逻辑，再用当下的语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