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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孔子和他的老师们》序言。 |
□ 喻中
孔子不仅有自己的学生，他还有自己的老师。我们都知道，一座珠穆朗玛峰，必然要以青藏高原作为它的底座；同样，一个思想文化的超级巨人，必然要站立在一群贤哲的肩上。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地势低洼的地带会突然出现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
孔子自己就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根据孔子此言，文王、武王、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很灿烂了；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华夏文明之光，绝不是从他开始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也是他广泛地向前人或他人学习的结果。
韩愈在《师说》篇中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按照韩愈开出的这个名单，孔子至少有四位老师。与此同时，韩愈又有“圣人无常师”之论，这就暗示，孔子的老师可能不仅限于这四个人。不过，韩愈此论并非原创，作为“仲尼弟子”的子贡，早已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论语·子张》篇中，有一个名叫公孙朝的卫国大夫好奇地向子贡打听孔子的师承，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的意思是说，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文明，不仅从未跌落，而且早已散布在人世间，贤者掌握了其中的核心要义，至于那些达不到贤者标准的芸芸众生，也能知悉其中的细枝末节，把有限的贤者与无限的“不贤者”汇聚起来，透过他们的言行，可以看到，哪里都有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文明。“文武之道”随处可见，孔子见什么学什么，他可没有固定的老师！
虽然没有固定的老师，但是，孔子的老师们，毕竟还是构成了一个可以识别的特定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人，首先就是韩愈列出的四个人。除此之外，据《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司马迁在此所说的“严事”，就是恭敬地对待，就相当于把这些人作为前辈来尊重，同时也作为老师来师从。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司马迁列出的名单与韩愈列出的名单予以合并，就可以组合成一个特定的群体，那就是孔子的“导师组”。郯子是郯国的君主，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师襄是卫国的职业乐师，苌弘、晏婴、子产、蘧伯玉、孟公绰分别是周王室大夫、齐国大夫、郑国大夫、卫国大夫、鲁国大夫。其中的晏婴与子产尤为值得注意：他们既具有大夫的身份，又长期担任宰相职务，他们分别实际主持齐国与郑国的政务，在各自的国家都辅佐了三任君主。在孔子的“九大导师”中，只有老莱子一个人相对超脱，他作为楚国的逸民高士，一直拒绝承担实际的政治责任。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教师身份或职业的人；这九个人，虽然都不是职业教师或专职教师，但是，孔子向他们学习，他们在事实上都是孔子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