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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先生父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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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章开沅，1927年春摄于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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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琐事：我的回忆》 章开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章开沅
【编者按】时逢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100周年诞辰，他的《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一书最近第五次印刷。与《章开沅口述自传》相比，该书最大不同在于，由章先生亲笔撰写，大篇幅叙述个人的家族史、生活史和生命史。在此选摘书中若干内容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 父亲母亲是包办婚姻
我生于1926年7月8日，属虎。出生地是芜湖还是上海，自己也弄不清楚，因为父母生前没有告诉我，也许告诉过又忘记了，至今后悔莫及。
我出生于一个企业家的大家庭，出生之日正逢北伐战争开始，全家避往上海，临时在同福里租房居住。听老辈亲友说，我生下来很胖，有点逗人喜爱，所以被昵称为“同福里的小胖子”。这可能是我婴儿时期唯一的亮点，其他乏善可陈。
我的兄弟辈个个相貌堂堂，特别是大哥和三哥，称得上是帅哥，成为城里亲友争相说亲的热门对象。只有我身材瘦小，又有点瘪嘴（俗称地包天），确实有点其貌不扬。但母亲却最怜爱我，与我接触最多，对我关爱最切，教诲最勤，影响最深。
母亲姓徐，原名玉卿，结婚后父亲感到较俗，遂改名毓青。
保路运动爆发时，外公正任四川江安巡防营统领。他与部下举旗反正，成立川南军政府，宣告泸州独立。其后不幸英年早逝。因外公终身清廉，老家又无多少田产，外婆经常去当铺寄售首饰和字画，补助度日。但外婆很有头脑，能顺应时代潮流。一是较早为两个女儿放脚，所以母亲和姨妈一辈子都感恩不尽。二是儿女平等对待，把两个女儿也送到安庆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因此姐妹俩都受过良好中学教育，并多多少少接受着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女师有请日本女教师讲授家政之类课程，母亲非常喜爱，所以也懂得插花之道，这是她人生中唯一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若干美育的熏陶。
但是母亲未毕业就出嫁了，有可能是家贫难以继续维持她的学费。
父母的婚姻完全是旧式包办婚姻，而且还是指腹为婚。母亲从一个自由自在的中学生突然转变为禁锢在深宅大院中的旧式媳妇，出嫁以前似乎已有若干思想准备，所以随身带有几十条手帕，主要并非用以擦泪，而是烦闷与急躁时撕裂以发泄情绪。不知这个办法是他人传授，还是她自己想出来的。
幸亏这个大家族上上下下对她都很喜爱，因为她是全家都极为重视的长房长孙的妻子，而且还是芜湖乡间难得一见的洋学堂女学生。父亲性格比较温顺而又体贴，他的真诚逐渐化解了母亲的抵触情绪，逐渐相互了解而自然产生爱情。生下大哥开平后，母亲在家中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升。
当我开始记事时，父母早已成为恩爱夫妻。由于当时不懂节制生育，母亲前后生过十个孩子，存活者有五男一女。及至妹妹七宝诞生，母亲突然血崩，长期严重贫血，心悸失眠，深度晕眩，处于健康全面崩溃的边缘。父亲怀着深沉的内疚，对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
■ 母亲给我们家带来了正面影响
母亲虽然体弱多病，但从未以弱者自居，反而在思想上有强势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父亲以后的人生道路。现在回想起来，她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不自觉的传播者，因而经常向旧礼教笼罩下的大家庭挑战。
首先是强调夫妻相互尊重与保持爱情专一。经常听到母亲说：“你们章家门风不好。”尽管感动于曾祖父的怜爱，但她仍然认为老爷子不该连续娶三个姨太太，在家里带了个坏头。她对祖父兄弟俩在民国成立以后还要娶妾，更不以为然。
其次是强调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她渴望与父亲一起走出芜湖老宅，在外面更为宽阔的天地里建立自己的新家。父亲自修函授课程与到武汉自谋职业，当然都是自己的明智抉择，但母亲的不断规劝与鼓励想必也起了促进作用。她颇能容忍父亲创业的失败，并且愿意共同承受多次严重挫折的痛苦。父亲首次创业（养鸡）全军覆没，几乎耗尽她多年积攒的私房钱，其中也包括我们兄弟姐妹的压岁钱。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反而安慰父亲说：“风吹鸭蛋壳，财去人安乐。”她这种淡泊俭朴而又豁达乐观的秉性，由于言传身教浸润日久，可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最后是较能顺应时代前进潮流。1947年暑假以后，我逐渐热衷于进步学运，特意从南京带回高尔基的《母亲》，并且请父母也当闲书阅读，我还特意向他们介绍了主人公伯威尔母亲苦难而又英勇的一生。母亲似乎有所触动，但并无任何表态话语，当然在当时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有些话也确实不宜明讲。但我借回若干“禁书”回来阅读，母亲也是亲眼看见的，并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警示或劝诫。
1948年秋，我北上进入中原解放区，临行前不敢给家里写信或打电话，只托三哥寒假回家带个告别的口信。后来听姐姐说，母亲不仅没有丝毫怨言，反而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我的理解与支持。芜湖解放前夕，她把我留在家中的进步书籍，借给正在安徽学院读书的内侄芮某阅读。此事直到1955年我才知道。
当时，某中央机关为肃反审干派人来汉调查芮某的历史情况，当时他已担任领导机要秘书，所以审查特别细致严密。前来调查者共三人，他们登门拜会我的父母，问了一些芮某的相关情况，随后又邀我到宾馆单独谈话。
芮某虽然是我表弟，但素未谋面，他却在交代历史时强调解放前接受过我的进步影响。调查组问：“你是否留有什么进步书籍？芮某已上交给组织，上面有你的签名。”我回答记不住了。调查组要我当面亲笔签名，我随即按老习惯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们仔细传阅并认真讨论后笑着对我说：“果然是如此签名，他的交代基本属实。”我这才知道母亲有此善举。所以他们对我父母非常客气，请我吃饭，并且闲谈许久才兴辞回京。
■ “子欲养而亲不待”
1954年春天，父母怕我单身寂寞，来到武昌，从此我也有了一个家，每天中晚两餐回家吃母亲做的可口饭菜，共享亲子重聚的家庭温馨。但这样惬意的家庭生活也只过了一年。1955年暑假以后，我随历史系搬到南湖新校区，新校区与粮道街相距甚远，公共交通非常短缺，加上学校工作极为繁忙，我只有周末才能进城探视父母。
那些年月，万象更新，欣欣向荣，几乎人人都是工作狂，加上政治学习与各种运动又多，即使是星期天我也很少回家。因为如果回家过多，就会被讥评为“家庭观念太重”。偶尔忙里偷闲，周末悄悄回家吃晚饭，父母总是特别高兴，晚上在仅有的一间卧室的方桌上架个木板留给我过夜。他们平时省吃俭用，星期天必定到菜场买上好鱼虾，精心烹调，即便是普通蔬菜，也制作得精致可口，慰劳我一周工作的辛苦。只要星期天有空，我必定会陪二老到汉口看场电影，逛逛商店或到公园散步。每逢这种难得的时光，母亲总是谈笑风生，叙说街道上各种有趣见闻。
这些年我发现父母的心情不完全一样。父亲过去是工作忙惯了的人，现在由于离开芜湖已久，遂成为无所事事的赋闲居民，因而有较多的失落感。母亲本来就是家庭妇女，现在仍然是老本行，而由于已经完全摆脱旧式大家庭阴影，简直是兴高采烈地融入新的社会生活。她一直善于处理邻里关系，急公好义，乐于助人，所以很快就赢得众多好评。
她有中等以上的文化程度，又没有任何繁重家务，因此被一致推选为卫生委员。这是她年过半百以后第一次担任“公职”，尽管没有什么干部身份，却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她热爱这个没有娼妓、没有流氓、没有花天酒地应酬的新社会，满心期待将有更为美好的未来。
但是这个美好的梦却不幸过早地破灭了。她病故于1956年中秋节的下午，死于猝然脑出血，享年仅56岁。
中秋节前一天，母亲很早就到胭脂路大菜场买好菜，煨一罐很浓的鸡汤，并且把卧室与公用的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可能是过于疲劳，晚间一上床就睡得很熟，而且还打起呼噜。次日凌晨，父亲察觉鼾声有异，开灯查看母亲已是昏迷不醒，赶紧与邻居一起把她送到附近的湖北医院，然而经多方抢救她也未能苏醒。
我赶往医院，只见母亲紧闭双眼躺在床上，满脸异常潮红，头上压着冰袋，呼噜之声依然不断。我连连大声呼唤，她都毫无反应，连眼皮都未动一下。医院也确实尽了最大努力，但毕竟回天乏术，母亲就这样猝然离开人世。
中秋之夜，月光洒满卧室，我与父亲睡在母亲刚睡过的床上，久久相对无言。父亲从此失去近四十年相依相伴的爱妻，我则失去了整整三十年来时时刻刻都在关心呵护我的慈母。从此以后，我最害怕听的歌就是：“小白菜呀，满地黄呀，两岁三岁，死了娘呀！”我最害怕过的节日是中秋节。
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美好的一年，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家家户户都过着并不富裕却也不算缺衣少食的平顺生活。她是在这样比较和谐的气氛中，有最亲爱的丈夫与儿子随侍在侧，带着对新社会的美好憧憬离去的。
1993年春，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讲授古典中文课程，有天正好讲到名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我不禁哽咽失声。在那高山上教学楼第9层的教室讲坛上，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窗，眺望着蓝色的浩渺无垠的太平洋，突然感到这不就是伟大母爱的海洋吗？听课的美国学生迷惑不解，默默地望着我，他们能够窥测到我的内心世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