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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品茗图（国画） 张大千 作 |
□ 祝勇
一
《长安道上——我的唐诗人物笔记》（再版时将改名为《大唐诗影——当我们遇见他们》）是徐剑先生的一部散文集。“唐诗”是汉语开放出的最极致的花朵，是中华文明在越过一道很高的历史门槛之后，在文化上的集中迸发。它们用最精简的文字，构建出鱼跃鸢飞、复杂纷繁的大千世界，构建出诗人庄严沉静、迷离浩大、深邃幽远的精神空间，如徐剑先生所言，“每一字，每一句，每一首，都是唐人多彩生活的丰厚意象，都是叙事抒情言志的寂寂行舟”。
“人物”，表明《长安道上》不只关注唐诗的文本本身，不是对那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诗句进行考释讲解，而是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毕竟，唐诗都是人写的，也是写给人的，离开了人，那些丰沛的才情都成了无的放矢，那些绝美的诗句也都没有了意义。《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以论其世”，就是我们经常说要回到历史现场。历史现场是物质的现场，生命现场却是精神的现场，与诗人所处的时空环境有关，与他们的命运轨迹有关，也与他们在某个瞬间的情感迸发密不可分。我们对于唐诗的感受、书写，终究不能离开人物的“三境”：处境、语境、心境。
“笔记”，说明此书不是论著，更非学术八股——一如作者所说：“高深的学术问题还是交给专业学者去讨论，我们躲一边去，给专家让道。”作为一种自由度较高的文体——笔记体，本书用轻松、自如、活泼的笔触，追忆一千多年前那些神妙的诗句降临的瞬间，记录那些古老诗句给他内心带来的触动，努力破解这些诗句的魅力千年不衰的秘密。
“我的”，表明这些笔记是作者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是内心的私语，是作者与唐代诗人跨越时空的私密对话，与其他人无关——当然并非完全无关，因为人的情感、精神、审美有共通之处，就像一千多年前那些古老的诗句依然会引发我们的共情一样，徐剑先生这些有着鲜明个人印记的笔记，也会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引起回响。
徐剑先生深谙这一点，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生茫茫，有人在，就有江湖，就有不同的人生际遇与况味。即便如此，素不相识的人们总有情感最大的公约数。崔护诗中的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种看似简单的情景剧，却道出了无数人都似曾有过的共同生活体验。我们未曾与诗人同处一个时代，但这种生活经历，仍可让当下的我们与诗人深宵对语，妙然心会。”那么，这本《长安道上》，就是他神交古人、妙然心会的记录。
二
我见过的若干关于唐诗的专著，大多是解说分析式的读物，有点像某些老师在讲课文，解名词，释句子，提炼中心思想，像是一种技术分析，也像是量化考察。得出的是一连串枯燥的数据，跟诗人情感的涌动、灵感的迸发，以及他们内心的小宇宙、外部的大宇宙都没什么关系。用今天流行的话说，是“没有活人感”，一点也不好玩。这些年来，真正看得上眼的，只有张炜先生《唐代五诗人》、西川先生《唐诗的读法》等寥寥几种，能够深入到诗人的精神世界和唐代文化的内在肌理中，不只是在讲述知识，更是在表达他们“在阅读和想象中获得的别样的感受”，徐剑先生的《长安道上》，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唐代诗人并不那么刻板，他们也曾是“活人”。既然是“活人”，就有活人灵动、可爱的地方。比如徐剑先生笔下的张籍，因为是杜甫的“铁粉”，索性“把搜集来的杜甫诗歌，一首一首地烧掉，然后把灰烬拌上蜂蜜放进器皿中，每天早餐时吃上三匙”，对朋友说：“吃了杜甫的诗，我就能写出和他一样好的诗了。”我不知这则材料出自哪里，却被徐剑先生用在《张籍：新语是人知》一文里，表达诗人的性情与个性，慧眼独具，以一当百。
杜甫是张籍的偶像，成为杜甫那样的诗人也是他的奋斗目标。韩愈多次邀请他的学生张籍出门踏青，都被张籍以年龄大了为由婉拒。韩愈这才给他写了那首著名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劝他莫负大好春光。水部张十八员外，就是时任水部员外郎的张籍。诗曰：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一不留神，就成了唐诗的经典。
这样的例子，在唐代诗史上不胜枚举。
所谓“活人感”，首先要回到诗人生活的日常，也就是要“接地气”，从他们所处的“此情此景”“此时此刻”出发，才能真正体会他们诗歌创作的立意之高、语词之妙，体会他们诗歌中的有限与无限，体会他们内心中超越凡俗生活的那一部分。
三
《长安道上》是一部个人读诗笔记，且看书中文章的篇名，就充满了鲜活的个人色彩：《崔液：白描的诗句，用典的人生》《杜甫：很咸，很苦，很深情》《贾岛：我来了，你不在》《李贺：我爸是我爸，我是我》《李隆基：代表作是贵妃娘娘》《李峤：像乌龟一样呼吸》《陆羽：诗意的茶》《上官婉儿：你的才华，小女子说了算》《王湾：最好知己是自己》《王之涣：不怨杨柳，怨什么》《张祜：无钩之钓》……
这些“个人的”笔记、私人的话语，更便于直抒胸臆，有什么说什么，不藏着掖着。这种自由感，更合乎散文的本质。有些语句，想必挑战了专家的“定评”。比如他说杜甫：“可能是因为‘阅读叛逆’，这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我年少的心田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觉得杜甫是一位‘小气’‘吝啬’的怪老头。以后见到杜甫的诗，能躲且躲，绕道而走，直到多年后读到那首《又呈吴郎》，‘诗圣’的身躯顿然巍峨而立，并且榨出了自己鲜衣下种种的‘小’。”
与徐剑先生心有戚戚——我没喜欢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没喜欢过被称为“诗史”的《三吏》《三别》。在我看来，那些诗虽然很写实，揭露了安史之乱巨大的破坏力，揭示了底层百姓生活的困苦，与百姓大众休戚与共，但从文学的角度上讲，它们被强大的现实“吸”住了，像“纪实文学”，而不像诗——当然以诗歌形式描写安史之乱也是一个巨大成就，因为从以往的诗歌经验出发，很难处理这个庞大复杂的题材。但我不揣浅陋，我喜欢的杜诗并不是上述这些，而是“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中将微小的个人经验与无限宇宙接通的那份敏锐，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般从有限抵达无限的穿透力，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那种深沉浩大的宇宙感。当然，如此巨大的时空坐标（经常以“万”为单位），又紧密地连接着现实中的卑微与渺小。在他的诗中，包含着对于生命流逝的感动与悲悯（如“两个黄鹂鸣翠柳”），更包含着对于永恒与不朽的渴望与敬意（如“千秋雪”“万里船”，如“星垂平野”“月涌大江”）。如此，杜甫的诗才能成为唐诗的高峰，成为唐代文化的一座纪念碑。
四
这部笔记代表的是徐剑先生的所感所思，别人认同，或者不认同，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徐剑先生为解读唐诗提供了一种可能。对唐诗的理解，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答案。正是差异带来了交流，而交流的大门，从来都不会关闭。
就拿我来说吧，对“推敲”这个典故，我的感受就可能与他人不同。当年，在“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两难选择中，韩愈替贾岛选择了“敲”，但假如我可以选，我就选“推”。韩昌黎是百代文宗、唐宋八大家之首，以我的学力、见识，跟他毫无可比性，但这并不妨碍我有自己的偏好——就像徐剑先生那样，纯然从个人的心性出发去选择评判。我知道，当鸟儿都在池塘边的树上安静地睡去，一个僧人轻叩山门，为静谧的画面同时增加了声音和动感，静与动、无声和有声形成了对比反差，为这十个字平添了几分张力。像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也是一样的道理。然而在我看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也是好的，甚至更好。这十个字里，没有声音，只有动作，一片沉静中，仿佛把我们带回到默片时代，产生出一种以少胜多、以简胜繁、“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独特效果。
我不是唐诗专家，徐剑先生也不是，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审美出发去感知一首诗。有同感，则同声相求，引为知己，如徐剑先生说的，“一句‘懂我’，胜千言万语，盖美酒佳肴”；有不同，更可互相启迪，互相砥砺。这种开放性，正是唐诗的魅力所在，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五
本书正名为《长安道上》，这是全书的线索，也是文眼。白居易《长安道》诗曰：“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长安道，就是功名利禄之道。在这条道上往返的人，自古就络绎不绝。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耗尽了青春，甚至耗去了一生的光阴，正如徐剑先生所说：“士人仕隐之间的宿命性纠缠”，让许多诗人“注定要把一生耗在其间”。同样，有多少文人士子前赴后继奔向长安，就有多少人离开长安，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或者像张志和那样，“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有学者统计，北宋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中近百分之九十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六十二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而《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七十七位，进士出身者四十六人。西川说：“唐以后的中国精英文化实际上就是一套进士文化（宋以后完全变成了进士—官僚文化）。”此话不假，但并没有道出事实的全部，在唐代，未中进士而成为文化精英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李白、杜甫、孟浩然、李贺，宋代有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元代有赵孟頫、黄公望、倪瓒、吴镇、王冕、关汉卿、马致远、郭守敬，明代有沈周、文徵明、唐寅、李时珍、吴承恩、冯梦龙、徐霞客、徐渭，清代有蒲松龄、吴敬梓、顾炎武、黄宗羲、李渔、洪昇、金圣叹、曹雪芹——可以说不胜枚举。他们的光芒，同样照亮了中国文学，甚至中华文明的天空。徐剑先生写《长安道上》，写这些唐代诗人在仕与隐、进与退之间纠结选择，归根结底，他是相信文学（文化）的力量的，一如他在后记中所写：“‘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我看来，李白尤其是。他的高度连苍鹰也飞不过。”这也让我想起当代学者刘刚、李冬君在他们的巨著《文化的江山》里提出的有关“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思辨。他们说：
“试问有唐一代，有多少帝王？翻一下二十五史里的《唐书》就知道了。他们从字里行间，列队而出，向我们走来，除了李世民、武则天，我们还认识谁？还有一位李隆基。对不起，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杨贵妃，一首《长恨歌》便盖过了他的本纪。他是王朝的太阳，光芒万丈，可在《长恨歌》里，美是太阳，集中在杨贵妃身上，留一点落日余晖，让他来分享。还有滕王阁的滕王，谁知道他的名字？而一篇《滕王阁序》，都知道是王勃作的，久而久之，滕王消失了，一提起滕王阁，人们就说王勃，这是为什么？放大了说，那就是滕王属于王朝中国，王勃属于文化中国。套用歌德的话说：王朝总是灰色的，文化中国之树常青。而王勃，就是文化中国之树盛开不败的花朵。文化的江山里，没有统治者的位置，要坐文化的江山，帝王也要写诗。”
诚哉斯言，大唐之所以感动我们，首先因为它是“人类群星闪耀时”。他们的光芒，照彻千古长夜，也照亮了我们的道路。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