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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考古学家说石峁》 孙周勇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 孙周勇
【编者按】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属于龙山时代晚期，距今四千余年。它以巍峨的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垣重重拱卫，气势恢宏、格局森严，是迄今所知中国规模最宏大的史前都邑。本书是首部由发掘者与科技考古学者联袂执笔的以石峁考古发现为主题的公众读本，17位国内外学者围绕环境适应、社会结构、人群流动、信仰体系、早期国家的形成机制、铸铜技术、酿酒宴饮、跨欧亚文明交流、生业模式（人群为了维持生计获取资源采用的一整套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共同勾勒出石峁王国的图景，引领读者重返石头铸就的“巅峰时代”。该书主编孙周勇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2012—2023年担任石峁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 超级王国的巨石工程
公元前2300年前后，一支区别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重要考古学遗存——石峁文化形成，其势力范围覆盖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至内蒙古中南部，并向冀西北辐射，形成面积逾2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政体。作为河套地区自仰韶晚期延续的土著文明形态，石峁文化塑造了北方最早的复杂社会体系。这一文明实体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衰落，但其兴衰轨迹深刻揭示了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
促成石峁一枝独秀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形态的巨大转变带来的新质生产力的骤然形成。龙山晚期持续的降温事件，迫使河套地区先民的生业模式发生结构性转变，畜牧经济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农耕经济比重日趋下降，农牧交错的新型经济体系应运而生。据统计，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羊牛骨占比飙升至60％以上，昭示着牧业经济已达到兴盛阶段。农牧混合经济取代单一农耕，先民的肉食来源从猪、狗等拓展至富含蛋白质的牛、羊，生业模式转变为农牧并重。
这场生业模式的变革催生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石峁文化先民提供了充足的农业补给、丰富的肉食资源和日益富足的剩余产品，推动了石峁文化聚落内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这不仅让石峁城址得以汇聚周边人口与资源，在生态脆弱的农牧交错带成为超级王国，更重塑了整个北方文明的演进轨迹，直接推动石峁崛起为北方区域政体的核心枢纽。
城墙的体量和工程复杂程度，无疑是城址规模乃至属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推断当时社会资源集中度、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程度的重要尺度。距今约4300年前，石峁城址初露峥嵘，至中、晚期城址不断扩建，形成宽度约2.5米、长度绵延约10千米的墙体，蔚为壮观。若以现存最高处5米来估算，建设整个城址所用石料竟达12.5万立方米之巨，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皇城台四周护墙、宫殿建筑等用石体量。如此规模的工程至少需要数代人持续协作。按每人日均开采1立方米石材计算，仅采石便需十余万工日，更遑论运输与砌筑，足证石峁已具备跨聚落人力调度与长期工程管理的国家组织和动员能力。石峁城址的营建绝非石峁城内人群所能单独承担，而是一项需要汇集周边族人、齐心协力方可实现的国家工程，其营建本质上是早期国家公共权力的具象化表达。
石峁城址的石砌墙垣，不仅作为防御性设施和军事屏障守护着这片土地，更蕴含着神权与王权的象征意义，成为王权地标、神权载体和区分贵族与平民生活空间的秩序符号。它的出现，标志着在公共权力的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行为已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的重要标志，“国野分治”的政体模式已然形成。
■ 石峁统治者“君巫一体”
石峁政治统治的核心逻辑在于神权与世俗权力的交织互构。
从考古资料展示的现象来看，石峁统治者似乎构建了一套神权主导与世俗协同的双重支配体系。象征超自然力量、具有威慑效果的狰狞石雕，以灼痕传递神谕的卜骨，“藏玉于石”、杀戮奠基等特殊行为，共同构成了石峁王国神权和信仰体系的物质化呈现。石峁上层对高级物品的垄断与宗教仪式的操演，强化了其作为统治者“君巫一体”的权威，塑造了其“代神立言”的身份合法性。
与此同时，依托世俗权力的社会组织效能，石峁统治者将社会治理强制性与宗教神圣性深度融合，在形成对社会成员行为规训的同时，达到了有效固化阶层边界的作用。例如，丧葬活动中高等级墓葬的复杂仪轨（殉人、殉牲制度）与丰厚随葬（器用制度），不仅成为身份标识，更可被诠释为“神佑”的结果；普通墓葬的简化甚至缺失，则暗示其与神权体系的疏离。这种把神圣仪式嵌入公共社会生活节点的做法，最终促成了石峁王国社会秩序的整合与政治统治的合法化。
■ 欧亚大陆东部文明交流的中转站
作为北方文化交互的十字路口，石峁与齐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陶寺文化保持着密切交流。玉器、陶器风格的融合印证了跨区域技术传播，而口簧、壁画等遗存则揭示了音乐艺术与精神文化的深层互动。石峁集团开放包容的胸襟气度之下的跨区域、广范围交流与融合，带来了羊、牛等流动的蛋白质及皮毛乳肉的多维开发，奠定了雄踞北方区域长达数百年的辉煌历史根基。石峁，不仅成为青铜时代前夕欧亚大陆东部文明交流的重要中转站，更成为推动夏商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辉煌总有落幕时。当石峁城址废弃之后，皇城台等曾经属于石峁王国的核心区域，迎来了新的主人——朱开沟文化人群。他们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却相对有限。零星分布的蛇纹鬲类典型陶器，以及破坏宫殿建筑后下挖砌筑的下沉式院落，都透露出这群北方后来者的短暂存在。他们似乎并未真正融入这片土地，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他们，不久后便离开了这座衰败的王国，继续他们的迁徙之路。
从皇城台石雕蕴藏的信仰密码，到骨针作坊揭示的手工业经济体系；从口簧、陶鹰、玉器反映的礼制习俗，到壁画残片折射的权力叙事，从粟作农业与畜牧经济复合体的诞生，到黄土文明与草原青铜文化的碰撞交融，石峁的故事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远去，但它所承载的文明之光，却永远照耀着华夏大地。作为中国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峁不仅是早期国家形成的见证，更以宏大的建筑遗存改写着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框架。石峁城址，不仅是距今四千年前后中国文明发展的巅峰，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