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文广
五十多年了，那列绿皮火车“哐当哐当”的声响，还在我耳朵里。
1970年8月的一个清晨，天没亮透，我就被外公摇醒了。我们要去武汉。一支小小的队伍，在晨雾中出发：先走十八里山路到县城，再挤上颠簸的班车。领头的，是我外公，一个旧时在汉正街做过生意的老人。跟着的，是我的父亲，一个从公职返乡侍奉盲母，如今双手结满老茧的前勤务员。还有我的堂舅，人老实，说话结巴，年近四十，这是头一回出远门。尾巴上坠着的，就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我，一个通山乡下的毛头小子。
我们要去汉口古田二路，看望大姨妈一家。对困在山里的我来说，“武汉”这两个字，大得像天。中午在咸宁转的车，人挤得像沙丁鱼。黄昏时，车到达武昌。出站后，我们又挤上开往汉口的公共汽车。天色渐晚，车子在武昌城里晃晃悠悠地开着。我脸贴着窗，先看见蛇山黑黢黢的影子，又看见远处的龟山。接着，车子爬上一个长坡，眼前豁然开阔——武昌桥头堡到了。
就在这时，堂舅自己下了车。等我们发觉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动，喊不停了。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分。我第一次看见了长江。水是浑黄的，沉沉的、望不到头地流着，江心的船小得像火柴盒。两岸的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来，落在暗沉沉的水面上，碎成一片晃动的金箔。可谁也顾不上看景了。一车人面面相觑，急也没用。只好先把我送到古田二路姨妈家安顿下。外公、我父亲，还有熟路的大姨伯，水都没顾上喝一口，转身就又冲进了夜色里，折返回去找人。一个结巴的乡下人，在这陌生的、巨兽般的城市里走丢了。没电话，没地址。只能沿着来路，从汉口往回，再上长江大桥，一路喊，一路寻。
夜渐深了，桥上的风大起来。走到龟山上的汉阳桥头附近，借着昏黄的路灯，他们终于看见了那个瘦小的身影——我的堂舅，正一个人扶着冰凉的铁栏杆，慢慢地朝前走，仿佛在丈量这座桥的长度。
“你……你做么事去了！”外公赶上去，话急，气也急。可那急里，不全是气。堂舅是他亲侄儿。对这个老实巴交的侄儿，他心里有份特别的疼惜与责任。
堂舅回过头，脸上没有走丢的惧色，倒映着远处岸上的灯火，有一种罕见的、平静的光。“看……看桥，”他结巴着，手指着脚下墨绸般流淌的江水和两岸星星点点的光，“好……好看。”
我的堂舅，后来也去世了。可我总觉得，那晚桥上浩荡的江风与无尽的灯火，一定在他沉默的心里，点亮了什么东西，陪他走了很久。
第二天“过早”，范爹（外公的亲家）热情得很。饭桌上，摆着城里才有的白面大馍。我的父亲那双挖山的手，需要实在的力气。他沉默地拿起一个，吃完，又拿起一个……二两一个的馍，他吃到第五个，手伸向第六个时，范爹脸上的笑有些挂不住了。“阿水，”范爹开口，声音里带着关心，叫的是我父亲的小名，“莫……莫吃胀坏了，慢慢来，有的是。”
我父亲的手，停在了半空。那张晒成紫铜色的脸，一下子涨得发暗。他放下手，没碰那第六个馍，嘴唇动了动，没出声。我懂得那沉默里的全部：一个凭力气吃饭的汉子，在亲人面前，被这突如其来的“礼数”拦住了本能。
这顿饭里的尴尬，后来成了多年温情的笑谈。如今，外公和范爹都已作古。只有我的父亲阿水，今年八十八了，有时说起，他会眯起眼，自己先摇摇头笑起来。所有的难堪，都叫时间酿成了别样的滋味。至于我，那个乡下小子，许多年后想起来，才觉出自己当时活脱脱是漫画里走出来的三毛：又矮又瘦，睁着一双饥饿又好奇的眼，拼命吞吃着一座城的陌生与热闹。从航空路走到中山公园，再到新华路、六渡桥。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外公停下，让我站好。他已有些佝偻，却努力挺直腰，望着铜像，嘴里喃喃。然后对我说：“要记着。”我不知道要记着什么，但那个仰头的瞬间，铜像在八月的天空下格外肃穆，我小小的心，忽然很安静。
我的眼睛则像探照灯，专扫人行道上那些棕褐色的小点——给外公捡烟头。城里人多，烟头也多。我猫着腰，在无数移动的腿杆间搜寻，看见一个就飞快拾起。一天下来，竟捡了鼓鼓囊囊一大塑料袋烟头。拿回通山，夜里，我和外公坐在大堂前相连的竹椅和竹床上，就着昏黄的灯，把烟头一个个剥开，将里面焦黄或金褐的烟丝，仔细抖在一张旧报纸上。外公那根竹烟杆，烟膛子用铜皮包着，他把这些混合的烟丝仔细装进烟锅里，压实。接着，他从怀里摸出一小截“纸媒”——那是用旧账本纸卷得紧紧实实的火引子，只见暗红一点，隐着火。他凑到嘴边，腮帮子一鼓，轻轻一吹，那暗红的火头便“噗”地绽开一朵金黄的火苗，稳稳地燃着。他就着这火苗点燃烟锅，吧嗒吧嗒地吸吮，烟雾缭绕里，他会眯着被熏着的眼说：“我外孙眼睛尖，手快。”我低着头，心里甜丝丝的。
也是在六渡桥，外公忽然撩起我又脏又小的汗衫。“莫动，”他粗糙的手指按在我脊背上，“这里有两颗痣。人驼痣，穷一世。”我自己从不知道。他做主，在街边找了个取痣的摊子。我就那样光着瘦精精、肋骨根根可数的上身，站在人来人往的街边。药水点上去，刺刺的，有点疼。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我早已忘了痣的准确位置，也从不关心它们是否又偷偷长回来——或许长了，或许没有，就像那句“穷一世”的老话，成了命运里一个淡淡的、无需去验证的印记。
回程的车上，大人们都累得沉沉睡去。只有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窗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刚刚认识就要告别的武汉。它那么大，那么亮，把我心里那个叫“通山”的小地方，衬得又安静，又遥远。
如今，带我认识世界的外公，在桥上看见了“好看”的堂舅，唤我父亲“阿水”的范爹，都已成了往事。
五十多年，江水依旧东流，大桥上昼夜川流不息。那个在武汉街头光膀点痣的瘦小子，如今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记忆像个筛子，留下的，都是这些发光的沙砾——有点硌人，但实实在在，带着永不消散的体温。
我们每个人的那一点点故事，像长江里看不见的水滴，汇合，奔流，就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昨日江河。但知道它曾那样真切地流淌过，就已足够。
记住该记住的。然后，像那列永不回头的绿皮火车，带着车厢里所有的故事与烟尘——那烟尘里，仿佛还混着从外公铜皮烟膛里飘出的、我亲手捡来的烟丝味儿，朝着未来那片蒙蒙亮的晨光里，稳稳地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