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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作者后记。 |
□ 刘墨
我写完《苏东坡的朋友圈》后，出于页码的考虑，接受出版方的建议，删减了一些章节。如今，那些章节经过很大程度的修订，成为这本《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一部分。在我的心中，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黄州，从他自号“东坡居士”之时，便意味着他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只有到了黄州之后的苏东坡，才是真正的苏东坡。
黄州之后的苏东坡一直对陶渊明心心念念。他不仅将陶渊明的诗全部和了一遍，还多次书写过陶渊明的名篇《归去来兮辞》。我以为，苏东坡的后半生，正是循陶渊明之路，在最简单的生活中逐渐发现和确立自我的价值与意义。
曾经有友人问我这本书与《苏东坡的朋友圈》的区别。我答：如果说《苏东坡的朋友圈》里写的都是他与一些历史上的“大人物”的交往，那么，这本《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写的就是他与生活中的“小人物”的交往。从他与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的交往中，更能见到苏东坡身上的人文精神与生活趣味，因而在这本书中，还可以看到他与酒、茶、食物与石头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是苏东坡对中国人的生活的贡献。
虽然有许多人自认为对苏东坡已是再熟悉不过，然而正如我一贯所主张的，苏东坡并不是历史上的一个“标本”，而是仍然“活着”的、只是比我们今人大了九百多岁的人，所以他从来没有远离我们，只要我们一想起他来，他的形象就是鲜活的、生动的、丰富的、有趣的……关于他的文献史料之完整与丰富，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位文人可以与他相比；如果再加上一些民间故事传说，那绝对称得上是汗牛充栋。
不过，秉持我自己的学术理念，我觉得在诸多史料的“间隙”，仍然有“未发之覆”，就像我把这本书写完之后仍意犹未尽一样。曾经碰到过几位学术界的前辈，都以同样的问题问我：“你写的书是学术性的吗？”我不太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对于学术的理解并不一样。如果仅仅把史料堆砌和极少数人甚至无人阅读视为“最严谨”的“学术”，那我觉得这样的“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为了好读，而往史料里加“奶”加“蜜”，也是我所不取的。
在此书即将结稿之际，我去了一次庐山，并住在开先寺之中。那里有一座苏东坡曾经两次去过的漱玉亭，虽然原来的漱玉亭早已毁弃，但记录了苏东坡题名的石柱仍静静地安放在寺院的一个角落里。当我用手指仔细地在刻痕中寻找苏东坡的书写习惯时，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与苏东坡的最近距离，也仿佛有种力量在我的指尖上微微地颤抖着……
历史从未走远，文物也不是标本，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我们的生命互动着，或静观，或感动，或启示，或回忆，或追寻。
苏东坡对我们的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