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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韩洪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韩洪泉
《长征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部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献礼的理论读物，作者韩洪泉是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该书以“长征文化”为经，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纬，深入探讨了长征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此摘编书中关于长征文化国际传播的部分内容。
■ 全球维度下的长征文化
长征文化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广为人知的远征故事不少。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美洲的巴西有一支起义军进行了一次与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极其相似的远征行动，即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支3000余人的部队在普列斯特斯的指挥下，两次穿越巴西全境，转战14个州，行程达到2.5万余公里，与20倍于己的政府军进行了上千次战斗，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普列斯特斯则被称为“希望的骑士”。由于纵队在与优势政府军的激战中损失惨重，普列斯特斯最后率余部600余人撤退到玻利维亚境内，宣布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轰轰烈烈的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结束。
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开始，世界上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中，都会有意识地将红军的长征与世界历史上其他远征行动进行比较。埃德加·斯诺认为，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
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军事史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将红军长征与色诺芬的长征进行比较，指出红军在时间跨度、转战距离、军队数量上都远超出后者，而其“意义不知要大多少倍”。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没有任何比拟能恰如其分地形容长征”，“长征举世无双”。
如果将红军长征与世界历史上其他远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红军长征就时间来说并不是最长的，也很难说是距离最远的，就战绩来说也许不是最辉煌的。但红军长征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其他长征所不能比拟的。世界上之所以对红军长征给出高度评价，应该主要还是在于其表现出的正义性质、伟大精神和深远影响。
正如许多外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红军的长征不只是一次杰出的军事行动，还是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活动。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走向看，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胜利“十三年之后，就取得了全国胜利，把国民党赶下大海。这样，长征在性质上就由走投无路的撤退，变成走向胜利的序幕”，“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
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来说，长征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在外国学者看来，“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举世无双的奇迹，汇集了人类长征故事的精粹，彰显了人类长征精神的崇高，升华了人类长征文化的意蕴，成为人类长征以及有着长征共性特征的奋斗目标及其过程的代名词和标志符号。
■ 《随军西行见闻录》巧用“第三视角”
几千年来，远征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语汇概念，可谓源远流长。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讲述了奥德修斯率领希腊将士经过10年海上历险最终顺利回家的故事。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长征记》，记述了作者亲身参加的一次远征，在西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而自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以来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关于长征（the Long March）的文化叙事，则一般特指中国红军的长征或者其引申义。
长征文化国际传播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持续深入的过程，并涌现出一些经典作品和成功案例。
早在长征时期，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就因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以及在国内外为党和红军作宣传等需要，撰写和形成了多份关于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比如他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被认为“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6年3月起，该文献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第1卷第1期起开始连载，首期题名为《西行随军记》，后改为《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该书单行本在莫斯科出版发行，此后又传到国内。1937年4月，在北平秘密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将《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附录收入。同年7月3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第114期发表《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声明将版权移赠《救国时报》。其后，《救国时报》将《随军西行见闻录》与署名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合为一书，以《长征记》的书名于1938年2月出版。目前该书中文版尚未发现，但同年11月由苏联出版的俄文版《长征记》尚有收藏。
《随军西行见闻录》共3万余字，虽然以文学手法和文学语言创作，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陈云同志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和重要领导者，在文中巧妙地以“第三者”的视角（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文学化的语言、讲故事的方式，系统地记录了中央红军自突围长征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的历程，形象地刻画了红军领袖和红军将士的正面形象。
■ 斯诺和他的朋友们
1936年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采访，是长征传播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斯诺在苏区直接采访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士，并用相机拍摄了他们的形象。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在两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量达十几万册。
1938年2月，由胡愈之筹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承译，用“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红星”全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问世。长征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虽然只占了一章约1.8万字的篇幅，但它是全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大渡河英雄》等更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几十年来，《红星照耀中国》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人们了解长征、了解中国的经典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受到斯诺的影响，一些西方记者和友好人士（如海伦·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等）纷纷前往陕北采访，撰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实情况的作品，长征往往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甚至是高潮部分。这些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扩大了红军长征的世界影响。
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各国加强对中国的了解的主观愿望更加强烈，客观条件日趋优越，长征文化国际传播掀起新的热潮，形成了持续繁荣的局面。1984年，斯诺的同事和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夫人来到中国，不仅联系和采访了许多亲历长征的健在者，而且不顾年老多病重走长征路，历时74天，行程1万余里，从江西一直到达陕北。1985年10月，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由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时代》周刊等作了大量报道。该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1985年，澳大利亚出版商哈罗德·威尔顿与20多名中外摄影家历时两个多月，沿着长征线路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于次年出版了《中国——长征》大型画册，以7种语言在全球40个国家发行了24万多册，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对于帮助西方了解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2011年，威尔顿集团与青岛出版集团合作启动《中国——新长征》项目，组织了由两位外籍作家和14位中外摄影师组成的主创团队，在重走长征路的基础上拍摄2万多张精彩图片，最终选择600余幅代表性图片编排成书。该画册以中、英、阿、德、法、西、俄、日等多语种面向全球出版发行，展示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的精神风貌、客观变化和历史成就。
2016年我国举办“英雄史诗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曾开设外宾专场，邀请103位在华外国专家、商务机构代表以及163位驻华使节集中参观，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应当看到，在长征文化国际传播中，国外关于长征的研究和宣传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长处，也有明显的不足和缺憾。比如一般只关注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关注不够或一笔带过；对长征的时间范畴通常也只限定在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甚至对长征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的时间顺序、空间位置等没搞清楚，致使讹误百出，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尤其如此。再如关于长征的里程，国内权威的观点是约2.5万里（中央红军），或者加上另外几支长征队伍的里程，一共是6.5万里，国外流传较广的观点是6000英里（约1.8万里），甚至有人重走部分长征路后认为长征的里程只有1.2万到1.3万里，西方媒体曾以“不那么长的长征”为题争相报道，这一错误观点已受到中国学者有理有据的反驳。
此外，由于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历史资料等方面的差异，国外的一些长征研究每每有雾里看花之感、方枘圆凿之失。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在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长征都是一场永远在路上的行程。长征是我们的昨天，新长征是我们的今天，关注长征和新长征，也就是在关注我们共同的明天。这或许正是长征文化国际传播最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