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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波斯笔记》《巴列维传（附：白色革命）》《我对祖国的职责》《对历史的回答》《伊朗公主回忆录》《我在伊朗长大》。 |
□ 李零
回看二十世纪的历史，伊朗频繁遭遇战争或政治上的重大动荡。伊朗（古称波斯）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李零的《波斯笔记》从中国与波斯比较的视角出发，换了个方向看波斯，也换了个方向看西方、看世界，用“我们”的眼光重新审视东西之争和世界历史。
作者除了研读大量的著作资料，还前往伊朗考察三次，拍摄了许多令人赞叹的资料照片。
李零在《波斯笔记》的最后，推荐了几部关于现代伊朗史的传记、回忆录，本报摘编若干。《波斯笔记》全书终结于这句话：“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
■ 列强博弈影响伊朗命运
第一本是伊朗“黑色革命”前，法国人写的《巴列维传》。
巴列维王朝是个波斯王朝。前面的恺加王朝是个突厥王朝。恺加王朝，有点像中国的清朝，晚期腐败无能，北方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南方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巴列维王朝只有两个王，礼萨·沙·巴列维（1925—1941年在位）和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1941—1979年在位）。
老巴列维出身草莽，是个袁世凯或张作霖式的人物。他是从一名俄国人训练的哥萨克骑兵旅小兵一步步爬上来，最后投靠英国，赶走俄国顾问，推翻恺加王朝。他想做强人，但在列强面前，强不起来，只能仰人鼻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朗遭土耳其入侵。土耳其战败后，波斯名义上获得独立，实际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尽管列宁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形格势禁，苏俄为了对付列强的围剿，不得不按对手的游戏规则办事，反以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作突围手段和安全屏障。1918年，英军占领伊朗全境。1920年，苏俄红军追击白军，在伊朗的吉兰省登陆。伊朗共产党与游击队联合，驱逐英军，建立吉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为伊朗的“红色革命”。1921年，这一革命被英国支持下的老巴列维镇压。
伊朗苦英苦俄久矣，对自称雅利安人之后的德国颇有好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朗宣布中立，不肯按英、苏两国的要求，断绝与德国往来。1941年，英、苏以伊朗亲德为由，出兵占领伊朗，逼迫老巴列维退位，由小巴列维继任，并把老巴列维放逐海外。他1944年死在南非。
小巴列维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比老巴列维更加亲西方，希望借西方之力达成伊朗的民族复兴，但结果仍如他的父亲。战后，在苏军支持下，伊朗共产党一度成立过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和库尔德斯坦自治共和国。1946年，苏军撤出伊朗，小巴列维收复阿塞拜疆省和库尔德斯坦省，统一全伊朗。
1951年，伊朗首相摩萨台宣布石油国有化，驱逐英国技术人员，指望美国帮伊朗开采石油。小巴列维深感大权旁落，有被废黜的危险，也转而求助美国。美国担心伊朗共产党坐大，投靠苏联，1953年应英国军情六处要求，发动“阿贾克斯行动”，把摩萨台赶下台。
1963年，经过10年准备，小巴列维在伊朗发动“白色革命”，实行土地改革，推动世俗化和现代化，触犯了神职人员的利益，也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这一改革为1979年的“黑色革命”埋下了伏笔。
《巴列维传》结尾，作者说，小巴列维靠特务机关“萨瓦克”统治，太专制、太独裁，越搞现代化，政权越危险，因为他不相信知识分子，禁止言论自由，说不定哪天就下台。
■ 巴列维家族“抱恨终天”
巴列维家族回顾以往，看法正好相反，认为问题坏就坏在西方的指手画脚和他们的舆论导向。
小巴列维国王在发动“白色革命”之前，写了一本《我对祖国的职责》。第一章《古代和现在的伊朗疆域》，作者讲了很多令他自豪的“伊朗第一”，如郁金香、风磨、骰子、马球、开心果（阿月浑子）、苜蓿、桃子、茉莉花、水仙花、酸奶、希拉酒、太阳钟、天文台、计时表盘，特别是伊朗的治国之术（居鲁士大帝、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等），行省和驿道，诗歌（费尔多西、萨迪和哈菲兹等）和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和什叶派的伊斯兰教）。他说：“远在发现新大陆以前几百年，欧洲人把饭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时候，伊朗人已经用勺和刀在雅致的绘有图案的器皿里用餐了。除中国外，伊朗文化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即使说我国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胜一筹，恐怕也不算夸口。”
伊朗现代史上，王权、教权和共产主义是伊朗国内的三股力量。恺加王朝时，沙俄支持恺加王，英国支持立宪派。老巴列维推翻恺加王朝，代表的是立宪君主制。所谓立宪君主制，其实是军人专政。西方国家对这三股力量的态度向背，是决定伊朗发展走向的关键。对西方国家来说，王权（或军人专政）、教权是两种可能的选项，共产主义不是选项。
前述《巴列维传》附录了小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这是小巴列维的代表作，目的是宣传他的改革理念，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和牧场的国有化，出售国营工厂的股份作为土地改革的基金，工人拥有工厂股票和分红，修改选举法，建设知识大军、卫生大军、开发大军、公正之家，等等。
“白色革命”的第一条是土改，土改得罪教权，这是巴列维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小巴列维被黑色革命推翻、流亡海外后，写了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回忆录》。
他在书中抱怨：“我在位时曾认为我与西方的联盟是建立在实力、忠诚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大概那种信任是用错了地方。”他被西方无情地抛弃了，像许多西方代理人一样。
回忆往事，他最恨摩萨台和所谓“不光彩的红黑同盟”（人民党和宗教势力结盟），也后悔选错了朋友，一厢情愿跟美国跑。他投靠美国，推行西化，但事与愿违，引起的强烈反弹反而是告别美国和回归传统。
来自巴列维家族的第三本书是《伊朗公主回忆录》，作者阿什拉芙·巴列维（1919—2016）是小巴列维的孪生妹妹。这是她流亡海外时写的回忆录。
她曾参与伊朗的外交活动，见过斯大林、赫鲁晓夫，见过杜鲁门、马歇尔，也见过周恩来。她对苏联印象不太好，对中国印象比较好。她说：“我曾公开赞成伊中接近和联合国接纳中国。”
她认为，在伊朗推行现代化，没有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行，明智的做法，只能靠伊朗2500年的君主制。
这位伊朗公主有个印象，中东政局似乎是个怪圈。西方国家总是利用中东乱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以维护它们认为最合适的世界秩序，而中东国家也总是利用这些大国的态度向背，为自身争取生存空间，希望有一天能摆脱它们的控制和摆布，因而“始则联合，继则反抗、革命，而后对它失去幻想的基调，在中东政治的格局中屡见不鲜，这种格局过去和现在都周而复始地有规律地出现”。
回顾以往，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伊朗在“白色革命”中，不是已经很富了吗，为什么反而爆发“黑色革命”？她说：“我们发表了乐观的讲话，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人们太多的希望，超过了我们能兑现的程度。如果说我们未能兑现，那并不是我们不管、不关心，而是因为我们不完全理解，突如其来的财富并不能使我们国家复杂的问题一下子就得到解决。”
她对西方的“舆论导向”也耿耿于怀。西方国家总是以家长、老师和裁判自居，他们以自身为标准，认为自己永远有资格批评“不如己者”。特别是美国的傲慢、无知和自以为是，推翻任何一个政权，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翻脸不认人，那是再正常不过。
比如巴列维政权最招人恨的莫过“萨瓦克”。她说，这个组织经常受到美国媒体和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攻击，“但实际上萨瓦克是我们和美国朋友合作的产物。萨瓦克的情报人员是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也得到了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的一些帮助。它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国王防范共产党的渗透……后来萨瓦克的形象很不好，可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反谍报组织或秘密警察相比，不论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或是法国的外国情报和反间谍局还是英国的秘密情报局，萨瓦克并不更好，也并不更坏”。
■ 伊朗平民女孩的心声
最后一本书是玛赞·沙塔碧的《我在伊朗长大》，这书2007年改编成一部动画电影。
我写过一本小书，叫《何枝可依》。《我在伊朗长大》就是讲伊朗人的“何枝可依”。读前面几本书，政治家尚且如此，何况百姓乎？伊朗是个文明古国，但近百年备尝屈辱，跟中国近代一样。
三种革命，红色革命、白色革命和黑色革命，该尝试的全都尝试过了。一个小女孩，从她爷爷奶奶那里听故事，什么都知道，眼前的事，她也历历在目。这种故事，让所有中东国家的人都感同身受。这个小女孩在伊朗长大，待在伊朗，不自由，出国；出国，受歧视，回国；回国又不满意，还是出国……人必须选择，又别无选择。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