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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明蕾 媒体人，爱乐者，读写驳杂。 |
□ 梅明蕾
听觉艺术中，西方古典音乐中的角色分工最是细致而明晰。作曲、指挥、演奏、研究、乐评、乐团管理等等，一般各安其职，各守本分；尤其是音乐表演和评论，二者间鲜有跨界。
当然也有例外。春节期间读过青年钢琴家张昊辰的《演奏之外》，不厚不薄的一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乐评，也不是音乐学理论，论体裁，应是随感一类。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这里，是演奏家回过头来用文字细细咀嚼心目中的音乐，广涉创作、演奏、人物，乃至音乐市场等等，更时而抵达哲学、历史层面。这种真诚、深入而独特的演奏家手笔，视野所及，张昊辰似是国内唯一。陈丹青有言，“一位90后天才演奏家，能在演奏之外写下这样的思考、领悟、见解，令我惊异”。我之“惊异”，则在于书中随处可见的精微洞见。
篇幅所限，只挑印象深的说，是谓贝多芬的“最独到之处”。贝多芬一生创新与突破无数，后世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在这样的基础上，张昊辰又能说出什么新意？
张昊辰有言，贝多芬的“最独到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对立统一”的调性结构中蕴藏着远为广阔的空间。
先从调性说起。简言之，调性可谓音乐的“引力场”，是赏乐人听觉的中心、归宿和情绪方向，也是影响西方音乐最深远者。从中世纪末至18世纪初，调性（大小调）体系逐步确立，且成为支撑音乐架构的根基。典型的和声模式，是“正—反—正”式的从和谐走向不和谐再回归到和谐，而调性体系则加剧了和谐与不和谐间的冲突和张力。对此，作曲家了然于胸，莫不在作品中有意设计这种冲突和张力，使听众在一切重归和谐时获得更持久而彻底的满足。
所以现代主义之前，西方音乐史即是一部“矛盾—解决”的历史。而贝多芬，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最大限度地将此运用于创作中的大师。用张昊辰的话说，贝多芬在其作品中以“更剧烈、更大胆的手法来扩展一切和谐、不和谐之间的冲突，爆发出在海顿、莫扎特音乐中从未有过的破坏力”。“这样的疯狂扩张必定使他的音乐走向极端，已至接近‘二元对立’濒临崩溃的边缘了；而他又总能奇迹般地，将如此极致的疯狂最终拉回到统一的中心。”“至此，我们终于窥见贝多芬艺术的核心。”
读着这些，耳际不由回响着《英雄》《命运》《田园》《合唱》那些熟悉的交响，让你突然悟出深藏作曲家心中的秘密。点破“玄机”，小张所为。
书中多有讨论舒伯特、勃拉姆斯、肖邦等大师的篇章，先前自以为熟悉，看张昊辰从某个新的视角深探下去，有如在一处看似枯干的土地上掘了一口井，果然又涌出清澈的甘泉。这样的感觉不在少数。
作为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和世界一流演奏家，张昊辰必须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在演奏上。而其自称与音乐朝夕相处数十年，太多经验早已越过意识，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写作犹如异物侵入，惊醒、搅动了那些沉淀已久的渣滓”。这又是小张的独特感觉，不可作一般化的“功夫在诗外”解。倒是他接受访谈时的一席话，似乎让我们触摸到他精微洞见的来路：如果你希望一棵树不断成长，首先要将它种在森林，而不是植入盆景。书籍于他就是森林，不仅是所谓思想的“成长”，而是，你所汲取的终将影响你成为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