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小英
看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身在福州，那份触动尤为直接而深切——剧中的吴石与聂曦，正是从这片土地出发的男儿。
聂曦原名聂能辉。何时改名，已难确考。但我总想，“曦”者，晨光也，是刺破黑暗的第一缕明亮。他更此名时的心志与期许，或可从中窥见一斑。
晨曦的到来，从来不易。正因有一群人甘愿隐没于最深的长夜，“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誓言以身为炬，撕开一道光的缝隙。聂曦，便是其中的一员。
他追随着吴石。抗战时期，官至第四战区参谋长的吴石，将这位福州同乡选调至身边，担任随从副官。在剧中，聂曦始终称吴石为“老师”。每一声“老师”，都让我心弦颤动。这早已超越了职务的称谓，那是敬重，是忠诚，是亲近，更是一种精神的托付。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吴石虽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却未必是聂曦课堂上的授业师。但他是聂曦真正的人生之师。他彻底改变了这位青年的人生航向，而聂曦也心甘情愿地追随这改变，即便明知前路是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因此，那一声声“老师”里，更蕴含着无悔的决心、不渝的坚定，宣告着他们之间超越职务的、由共同信仰铸就的隐秘而牢固的纽带。
此后，无论是吴石与共产党人的秘密接触，还是关键时刻传递绝密军情，聂曦始终忠诚地履行着安排、协助与护卫之责。吴石为淮海、渡江战役立下殊勋，其中必有聂曦的一份沉甸甸的功劳。吴石对故土的深情与守护之志，何尝不也代表着这位福州子弟的心声？
聂曦祖籍闽清，却是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宫巷里长大的。1939年，郁达夫在《闽游滴沥》中这般描绘宫巷：“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均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之匾额，多如市上招牌。”这条巷子，承载着半部福州近代史。
如今，我也走在这宫巷里。严复书院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启蒙之声仿佛仍在回响；沈葆桢故居，铭刻着近代海军初创的雄心与悲怆；林则徐之子林聪彝的宅邸，深藏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家风传承；刘齐衔故居，见证了民族工商业点亮长夜的微光；刘冠雄的旧宅，则萦绕着甲午海战的屈辱与沉痛……幽深的巷弄沉默着，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倾听着每一个过客心中的叩问。
那么，聂曦住在宫巷几号？已说不甚清，有说是宫巷1号，是他投靠亲戚的寓所，如今已是一家银行。可以想见，他在这条巷子里长大，耳畔萦绕的，是这些先贤或激昂或沉重的历史足音。这些声音鼓舞着他、激励着他。从这样一条巷陌走出的青年，心中怎能不怀着一份“干一番事业”的抱负？纵非惊天动地，也定要为这苦难的民族，做一点有益的事。
1949年夏，福州解放前夕，刚被任命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尚无正式官邸。副官聂曦立刻想到了熟悉的宫巷。经他联络，吴石一家得以暂居宫巷22号。这座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宅院，曾属清代贤吏杨庆琛，雅称“绛雪山房”。如今，这里是聚春园驿馆，也作为吴石故居纪念地，静立巷中。
我走在宫巷，在时光交错的纷沓声里，仿佛听见吴石与聂曦并肩走过的坚实步履，果决，而无半分犹疑。我的心，忽然被一种清晰的痛楚击中。
曦光在降临之前，总要穿越最浓重的魑魅。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并肩而立。他们是“吴石案”的“要犯”，是“东海小组”的脊梁，是四尊英雄的雕像，在死亡面前站成革命最终的形状。
四位英雄，恰是四重光辉：吴石是深谋远虑的儒将，朱枫是坚韧无畏的女性，陈宝仓是豪气干云的武将，而聂曦——他是那束纯净而炽烈的青年之光。三十三岁的年华，如迸溅的火星，毅然燃成了“曦”的模样。
就义时，聂曦白衫束进军裤，脚蹬马靴，双手反绑，却英气凛然。脸上甚至浮着一丝从容的微笑。当时的台媒也不得不承认他“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那张临刑照片，被誉为“最具震撼力的就义照”。今日我们再看，若非那刺目的绑绳，照片中的他，俨然一位俊朗青年正奔赴一场约会。
这场“约会”，从因叛徒出卖而入狱的那刻便开始了。流程与结局，他都明了。没有巧言周旋，无论威逼利诱，聂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保护吴石，保护同志。
正如剧中，吴石曾对一度“冲动”的聂曦动情地说，他已将他视如己出，不愿见他赴死。自幼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长大的聂曦，视吴石亦师亦父。而在吴石眼中，这个青年是学生，是战友，也早已是自己的孩子。目睹“孩子”如此义无反顾地保护自己，哪位“父亲”能无动于衷？让孩子独自赴死，父亲又如何独活？素来忠厚的吴石，心中必怀有深重的歉疚。纵有牺牲的觉悟，但血肉真情一旦浸透，许多得失便无法再用理智衡量。我想，他终究是过不了自己心中那一关，于是选择与孩子们并肩，直面最终的黑暗。
刑场上聂曦那年轻而璀璨的身影，让人不由得想起三坊七巷走出的另一位俊杰——林觉民，一样的风华正茂，一样的慷慨从容。也让人想起十七岁的吴石，作为北伐学生军一员，从福州点教场（今五一广场）出发时，与同学们高唱《祈战死歌》：“我省宝刀真利器，快活沙场死……生平自愿，为国牺牲，头颅一掷轻……”
枪声，终究响起。随后，是万物肃然的静寂。
关于聂曦，世间留下的记载实在太少。逝者已远，往事如风，何况他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彻底。赴台前，他嘱托弟弟聂磊：“为了革命工作的安全，我们的后代，不要再姓聂了。”这是他留下的最为确凿的一句话，此外，连一封遗书也未曾寻获。这句话意味深长。“为了革命工作的安全”，或许是担忧家族牵连暴露身份，更可能是在说：革命之路太险，后人须隐姓埋名，方得平安。可见，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之危险与可能株连家人，有着清醒至残酷的认知。在极为重视宗族血脉的华夏，他让后代弃姓，这既是一种极致的保护，一种深沉的爱，也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割舍——“我将无我”，全然的奉献。后来，他弟弟的子女确都改随母姓黄。这份决绝的谨慎，也让他的生平细节，愈发湮没于历史尘烟，连同他的骨灰归于何处，也成谜题。
至于他的妻儿下落，民间有诸多传闻。流传颇广的一则是：一位老太太，常年坐在福州某条老巷口，为人缝补衣物，直至前几年高寿离世，据说她便是聂曦的妻子，用一生等待永不归来的丈夫。我并不认为这是史实，但我深深理解这样的“创作”——那是后人心头不忍，为烈士补上的一笔最深情的想象，一点点微不足道却温暖的慰藉。
曦者，破晓之光也。聂曦，名如其人。他用自己的生命，怀抱信仰，化作了那束刺穿沉沉黑夜的光。这光或许在历史档案中记录寥寥，但当我们走过宫巷，看晨曦又一次温柔地漫过古老的瓦檐，总会想起，曾有一位青年，在这里长大，又从这里出发，完成了一场干净、明亮、无悔的赴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