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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因之梦吴越：江南文化十二讲》 刘士林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 黄强强
在中国文化的整体版图中，江南始终是一块极具辨识度的区域。2025年，刘士林教授团队的新著《我欲因之梦吴越：江南文化十二讲》出版，并荣获2025“长江好书”称号，正是对江南文化所作的一次系统性回应。
不同于以往偏重风物描写或历史片段的江南书写，《江南文化十二讲》试图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江南文化何以生成，又何以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作用？
在方法与观点上，刘士林提出“江南诗性文化”这一核心概念，构成全书最具辨识度的理论创新。与中原文化的制度理性不同，江南文化更强调情感、审美与日常生活的融合。这种诗性，并非远离现实的浪漫想象，而是在市民社会、工商业传统和精致生活方式中逐渐沉淀而成的一种文化气质。它表现为温润、内敛、灵动，也表现为对秩序与弹性的高度自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江南文化展现出与中国北方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书中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繁荣的分析，尤其揭示了这种文化形态如何在商业、教育、艺术与日常伦理中形成合力，并在历史变迁中保持更新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刘士林并未将江南文化理解为一种封闭的区域传统，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长江文化”谱系之中加以考察。从这一视角出发，江南文化与同属长江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形成了鲜明而富有启发性的对照。荆楚文化自古以来崇尚浪漫想象与生命激情，从楚辞传统到巫风遗存，其精神气质往往指向强烈的情感表达与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而江南文化则更重日常秩序、审美节制与生活理性。一刚一柔，一纵一敛，共同构成了长江文明丰富而立体的文化结构。这种差异并非对立，而是互补。正是荆楚文化的激情与想象，赋予长江文明以精神张力；而江南文化的细腻与持久，则为社会运行提供了稳定的日常基础。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长江文化整体活力的重要来源。
《江南文化十二讲》的现实关怀，在刘士林近年来的公共发言中亦得到充分体现。2025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举办“城市科学新年论坛”，刘士林在发言中指出，城市现代化不能仅停留在物质设施和空间规模的扩张，更应重视文化意义与生活方式的塑造。他强调，忽视文化根基，往往会导致城市同质化与精神空心化的问题。这一观点与本书中对江南文化现代性转化的讨论形成了清晰呼应。
在其此前著作《新型人文城市的景德镇样本》中，刘士林已明确提出，人文并非城市发展的附属品，而是决定城市长期气质与竞争力的深层结构。这一思想在《江南文化十二讲》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无论是对江南古代诗性文化的追溯，还是对当代城市文化转型的反思，作者始终强调文化主体性的不可替代作用。
作为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学术通俗著作，《江南文化十二讲》在表达上保持了克制而清晰的风格。作者避免了概念的过度堆砌，而是通过历史叙述、空间分析与文化比较，引导读者逐步进入问题核心。这种写作方式，使学术研究能够真正进入公共讨论空间，也使江南文化得以被重新理解和激活。
在当下重新审视江南文化，并非出于怀旧，而是为了寻找能够通向未来的文化资源。作者提醒我们，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现代化，必然建立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之上。江南文化所体现的诗性、柔韧与秩序意识，正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与区域协同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维度。
从长江文明的整体视角来看，江南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塑造着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江流不息，文明不止。江南的故事，也正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