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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霍尔丹与代达罗斯：神话、科学、社会与伦理》前言。 |
□ 刘钝
人类曾无比骄傲地相信自己的智慧可以认识、描述和改造外部世界：几何学、解剖学和光学帮助文艺复兴以降的艺术家精确地表达视觉图像，牛顿力学揭示了“第一推动”之外所有物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西方奠定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的表征就是确定性，客观世界可以认识，人类的未来可以预测，这些在19世纪末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相比之下，20世纪却是一个令人迷惘的时代：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的出现混淆了艺术创作中的主客关系，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粉碎了牛顿以来根深蒂固的机械论宇宙图景，哥德尔定理打破了数学世界可以既完备又和谐的幻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20世纪的哲学表征，那就是确定性的丧失。
有人说西方现代文明的诞生与英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大宪章，光荣革命，议会政治，海外贸易，殖民与帝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培根与边沁，休谟与穆勒，牛顿与达尔文，无一不出现在这个岛国。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英国还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摇篮，远的如莫尔和欧文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大英帝国的心脏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20个世纪30年代，英国知识分子中泛起一股“左倾”思潮，而以伦敦、剑桥和牛津的若干科学工作者最为醒目。成员中，贝尔纳、李约瑟和霍尔丹的科学成就最高，前面两位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毫不陌生，他们的代表作与个人传记早就有了中文译本；至于霍尔丹，坦白地讲，除了生理学或遗传学领域的少数专家，国人所知甚少。本书就是以霍尔丹这位科学怪杰为中心展开的。
1956年，霍尔丹在给李约瑟的一封信中透露了将前往印度定居的计划，称欧洲-西亚、中国、印度如同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三足鼎，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三个支撑。书中对霍尔丹移民印度的动机，他在印度开展的科学计划，他对印度科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建议，以及他对印度科学发展的影响，都做了全面而中肯的评述。
霍尔丹在印度的道路也不全是鲜花铺就，除了文化上的冲击，他对英国的这块前殖民地中官场、社会与学界中的官僚主义，以及科学界中论资排辈压制青年人才的做法极为反感，笔者译出了他的两篇吐槽小品，不知中国的读者们是否会产生某种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