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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忆石（右）第1次乘火车，乐开了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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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的轰鸣声在时代浪潮中渐行渐远。 新华社记者许畅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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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我的回忆》 郑忆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郑忆石
编者按：《绿皮火车：我的回忆》是一部用平凡人眼光叙述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的回忆录，全书以作者早年乘坐的“绿皮火车”为意象，串联起两代人的生命轨迹：从未谋面的父亲、一生坚毅的母亲、努力上进的兄姐、困难时期的生活点滴、面粉厂当工人、改变命运的高考、跻身大学讲台实现理想。从民国军阀混战、抗战岁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举凡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节点都有涉及。在此选摘部分文字。
■ 特殊时段购票难
动车、高铁问世前，绿皮火车是人们远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8岁，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每每走路累了，就会盼：来个火车坐就好了，呜呜一声就到家。1978年考上大学，终于可以坐火车了！从重庆到成都，坐了一宿硬座，下车后还沉醉于亢奋中，全然未觉疲倦。寒假返家，母亲问：“第一次坐火车，累不累？”我答：“没过够瘾！”
大学毕业去了北京，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毕业后到上海华东师大任教。每逢探亲假或寒暑假，我都必回重庆探望和照顾老母，因此，从1978年算起，到2000年母亲去世，成都、北京、上海和重庆，我来回跑了二十二年，也与绿皮火车结下了深缘。
那时的绿皮火车分特快（T字头）、直快（Z字头）、慢车（标数字）三种。乘车难，始自购票，前两种尤甚。
购票难，多在特殊时段。春运时段，酷寒中哆嗦着排队；暑期临近学生返校，烈日下淌着汗排队。运气好，候两三个小时；运气差，坐一宿甚或一两天。
异地谋生的农民工，春运期间购票总是格外艰难。归乡路漫漫，他们常需多次中转。尽管铁路机构设立了专门的购票区，但中途很难买到坐票。归心似箭的他们，能买到站票，就“阿弥陀佛”。
城里人购票则相对容易，可在单位或学校预订，或托熟人帮忙。但人地生疏或临时遇变，照样干瞪眼。
说起购票难，常出差跑业务的先生，自有门道：在外地乘坐火车，要动番心思，先找黄牛带进车站到相应站台，再搭讪列车长或列车员，三五十元人民币开路，安排在餐车夜坐或乘务员的宿营车睡觉，他们则去其他地方混一夜；有一回，遇到个胆小的列车长，“怕我事后乱吹，把他给卖了，还随手塞给我两罐八宝粥堵嘴”；实在没辙的时候，也会跟着熟人钻进行李车，蒙混闯关……
■ 车厢体验不容易
乘客的旅途体验，最苦莫过站客（买到的是无座车票）。他们挤在硬座车厢的过道或车厢连接处，逢列车停靠、旅客上下车、送餐车或食品车经过，须笔挺站立，身体紧贴座位，或面壁车厢板。车行一路，他们被推得摇来晃去，疲乏劳累，远非有座有铺的人所能体验。
某个炎天，一位肥头胖耳、打着赤膊的男士，汗流浃背地在拥挤的车厢里，左冲右突。来不及避让的站客们个个火冒三丈：“把我们当揩汗擦背的毛巾了，你缺不缺德呀！”一个冬日，一位身着皮夹克的男士，在身着毛呢服的人群中钻进钻出：“我就喜欢往这些人堆中‘拱’，钻出来，皮夹克锃亮！都不用上油啦。”皮夹克男将站客们的衣服当作毛刷，还不无得意地炫耀。
有座的乘客，待遇改善不少。便宜了脚底板，却苦了腰杆，几十个小时坐下来，腰部“板结”，年轻人挺得住，不当回事，老年人就苦不堪言了，尤其那些有腰疾的。
遇到酷暑天，降温全靠车厢顶部的摇头扇。可它经常扯拐，时停时转，或盯牢一个方向，只吹风不摇头。列车员也没辙：“歪脖子，常犯。”
部分乘客吹不到风，只好开车窗。窗开大一点，狂风就扑进来了，小桌上的食品、茶杯、小人书、用具……瞬间乱了分寸，四处逃窜。遇到蒸汽机车加速，车头的烟囱，像吐着黑云的喷泉，迎风坐着的乘客，被细煤渣不断吻面，不多会儿，黑芝麻粒儿贴一脸。
此外，春运期间，还有临时加挂的短途闷罐车厢。我没坐过，先生坐过，听他说：里面人多，大家都席地而坐，没饭吃，没水喝，没厕所上……只有几个小窗口供出气，那叫一个难受！
■ 常有小偷来光顾
硬座车厢的乘客，还得提防小偷夜袭队。凌晨时分，三五成群，一路扫货，挨个问候，且只光顾“上三路”。一番操作下来，胸口衣兜之物往往不保。有时操作太猛，乘客被弄醒了，小偷没事人似的，旁人则不敢吱声。他们一宿总要巡回检查好几遍，不时地“回头看”。
我失窃的最大一笔财产是一百五十元钱。这钱搁今天，或许不算啥。可在四十年前，这笔钱于我是巨款，差不多抵三个月的薪水。
有乘客更悲催，被盗走了皮包。
1988年夏，我从重庆到上海。那天，空气热到爆炸，车窗开至最大。上车后不一会儿，某设计院一位工程师，随手将装满资料的皮包置于桌上。我坐定后，随意看了眼窗外，一个男人坐在相邻轨道，貌似纳凉的维修工。大热的天，也不怕肉嘎嘎烙熟，我暗想。发车铃响起，一个黑影，窗口一闪，桌上皮包瞬间没了影！工程师连喊带叫：“我的包！我的包！”可火车已经起步。那时没监控，抓这类小偷极难。
我丢失的贵重物品是手表。
计划经济年代，买表得凭工业券，还要托关系。在面粉厂学徒三年，月工资从十七元五毛，涨至二十一元五毛。买只手表，需一百二十元。苦苦攒钱将近四年，1975年底，总算戴上了“上海”表。表虽大脸盘，欠美观，但看钟点，一目了然。
戴上表，不再担心上班迟到，不用再向人询问时间，为此着实兴奋了好几年。手表伴我就业就学十年，即便结婚，也不舍得更换。但它却在车上丢了。
那天晨起洗漱，我摘下表，放洗漱台。因忘带毛巾，我便回铺位取，前后两分钟，手表不翼而飞！其时，电子表已流行，机械表和进口表也摆满柜台，谁瞧得起这土老帽？郁闷加心疼，忍不住在心里“问候”顺手牵羊者的祖宗。
北京的肉鸡，体壮膘厚。赴京后的次年春节回渝，我买了四只冻肉鸡，象征“阖家团圆”。上车后，我把鸡放入网兜，尼龙绳绑定，悬挂窗外。途中，每次车停靠，纵使半夜，我都开窗，看看它们是否健在。好不容易熬到綦江，距终点的最后一站，想着八星级年夜饭带给亲人们的惊喜，提起车窗，激动地探头：啊！尼龙绳还在，鸡没了。
■ 乐趣温情亦多多
1990年春节假期，我因事直到年二十九才登上返渝列车。除夕夜，卧铺车厢只有七八个人。大年初一，仅剩我和另一对夫妻。当万缕金光涌入车厢，列车员来了，唤我们到餐车吃早饭。走进餐车，一只大铁桶，桶面漂满“白珍珠”，餐车师傅在吆喝：“来来来，吃汤圆，各人舀，不要钱，包管一年，好运连连。”十来位乘客手捧着碗，喜眉笑眼。那天，我“因美食而忘体重”，一气吃了六个。放下碗，便觉肚里像塞了个皮球。那个年，让人感念！
乘客间的友善让人心暖。春运高峰，卧铺车厢常改为硬座，一个隔断，由六人增至八人。
一次由京返渝，一群没戴领章帽徽的小兵哥跨进车厢，帮乘客接包放箱，替乘务员理行李打开水……热情如一锅刚出笼的包子。
小兵哥爱打扑克，三个被盖卷重叠当桌，拱猪、百分……喊叫声嬉笑声，堪比麻雀吵架，群鸭下河。有人嚷嚷“小声点！”他们立刻屏声敛息。安静几分钟，声音又响起。
夜深了，车厢只剩幽暗的过道灯光。冷风钻进，寒意来袭，手脚渐僵，暖气难抵。我背靠厢壁，挨着邻座的北方大姐，直到眼皮支撑不起。渐渐地，只觉双脚暖和了，身体躺踏实了，困乏正远离，梦中逛美景……天大亮了，发现我和大姐躺在下铺，身上盖着两件军大衣！对面下铺，六个小兵哥挤成一团。“雷锋活着！”是那趟乘车，给我的不灭记忆。
沪渝这条线，途经川黔，沿途三线建设企业多，车上有不少江浙沪的探亲者。
我曾遇到一位年约五旬的女士，丈夫在贵州凯里的军工厂工作。她独自在上海，要上班，要养一双儿女，要伺候公婆……担子重，辛劳多，唯自知，难诉说。夫妻俩的团聚机会，就是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平日，她攒下家里所有好吃的，探亲时带给千里之外的丈夫，或等他回沪享用。那一个月，比过年还高兴。
这条铁路线，夫妻俩跑了二十多年。短暂相聚后，又是长久的别离。“每次他到车站送我，眼睛总是红的。”女士喃喃自语，“如今儿女长大，我也退休，还找了门路，把他调回上海，这趟，我是来接他回家的。”女士一路笑逐颜开，幸福快乐，从眸子中透出，从心窝里流出。
车到凯里站，丈夫见到妻子，脸像五月盛开的牡丹。听着车上乘客对两人的祝福，我不由得感叹：临到退休，才结束分居。真是不容易！
这些年，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出行方式多样化，机票白菜价，我们也逐步改乘飞机，三两天的车程，两三个小时就能抵达。然而，那些年乘火车的经历，却常浮现眼前，牵动思绪。这钢铁长龙，记录过我的青春，维系过我的乡情，实现了我的聚梦，增加了我的阅历。更重要的是，让我见识了人间百态，体验了生活情趣。
我衷心地谢谢你——南来北往的“绿皮”。